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1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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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能威胁到中东安全的一切事件所产生的反响,并向两国政府作出。。适当的建议,当威胁到埃及的任何一个邻邦的安全的情况发生时,两国政府将一起磋商,以便共同采取那些被认为是必要的措施。
仍然存在着难题:埃及对苏丹的主权要求,贝文在3月间作出的同苏丹人协商的保证,这两者如何调和?后来贝文说,他同西德基磋商,要在条约草案上附加一份关于苏丹的议定书时,他觉得把下列一点提了出来是做得对的:
在埃及和苏丹之间存在着一个象征性的王朝联盟,其条件一直是假定现存的行政制度没有任何改变(凭了这种行政制度,苏丹由总督根据1899年协定所授与他的权力实行统治,这是1936年的英一埃条约所确认和说明过的):还有一个条件是:为确保苏丹防务而作出的安排,假定也没有任何改变。
根据贝文的说法,西德基承认在拟议中的议定书里是无法损害苏丹人获得其独立的权利的;但争辩说,这是一个普通原则,而不是条约草案中如何规定的问题。
这种想把埃及人和英国人关于苏丹的观点合并成一个简单的妥协方案的企图,跟公元451年在查尔塞登召开的普世基督教会议想要调和正教同(埃及和叙利亚的)一性论关于基督降生的观点的企图,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并没有取得更为成功的结果。西德基抓住了“在共同国王统治下的联合”这个关键性词句,而且可能是依仗埃及人的不妥协态度同英国人的妥协习惯的相互作用,他在关键性词句后面所做的文章里为自己寻找出路。不论如何,在10月26日,当他回到开罗后,他对一位埃及记者发表了下面这样一个声明:“我在上个月曾说过,我要把苏丹带回给埃及。现在我要说,我已完成了这个使命,已经明确地决定要使在埃及国王统治下的埃及和苏丹的联合得到实现。”
英国首相在28日对这个报道表示“遗憾”,在他看来,这是“片面的和会引起误解的”。第二天,埃及官方消息发表了关于苏丹的议定书的一种叙述大意的文本,虽然也许同尚未公布的英文原本没有很大的故意的出入,但它似乎已经稍微带上了一些倾向埃及人观点的色彩,这些埃及方面的公告引起了苏丹的主张独立的人士的极大不安,他们再也不能相信,贝文--西德基议定书所建议的同埃及的王朝联合,将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必须取得苏丹人的同意。迈基·阿巴斯是1944年创立的北苏丹谘询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去出席了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总督(即陆军少将休伯特·赫德尔斯顿爵士,他的大部分军事生涯是在苏丹度过的,1940 年当意大利看来即将从东非入侵时,他被任命为总督)和民政部长“用尽气力也不能使委员们相信并没有改变现状的任何打算”。独立阵线和亲埃及的“民族阵线”,在喀土穆和乌姆杜尔曼这两个姐妹城市,举行了敌对的示威游行,主要目的是显示各自的力量。但双方都从各省召来了自己的支持者,因此造成了发生严重骚乱的危险。被召往伦敦的总督把这种局势告诉了外交部。
现在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埃及代表团的十二名成员中,有七名是反对西德基从伦敦带回来的草案中的所有三项主要条款的,即处理撤退事宜、共同防御和苏丹问题的方案。因此,在11月26日,法鲁克国王(据说,他公开表示深信缔结一项两国都能接受的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解散了这个代表团。西德基取得了一次信任投票,在由二百六十四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中获得了一百五十九票,其余的议员或是缺席或是没有投票。但他立即碰到了一场新爆发的街头示威游行,这是由华夫脱党煽动起来的,因此,他禁止了华夫脱党打算召开的一次政治集会,并作出暗示说,他们正在得到苏联的物质援助。华夫脱党的《报道报》否认了这一指责,但只是补充说:“我们需要俄国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友谊,为的是在我们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我们的问题时,好得到他们的支持。”
当西德基于11月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为其政策进行辩解时,据报道,他曾说过,很少有希望去说服英国接受埃及对苏丹所享有的完全的主权,而埃及公众现在相信这正是埃及的权利。12月6日,在同苏丹总督协商后,据说贝文给西德基送去了一封附在条约上的“解释信”草案,信中要求西德基同意,议定书草案“实际上是对苏丹的现有地位的一种确认”,并且“绝不影响联合王国保卫苏丹安全的权利”。对这一要求,西德基不能予以同意。第二天,总督(现已返回喀土穆)宣称,英国首相已授权给他对苏丹人尺作如下的保证:
苏丹政府的宪法和权力并不因最近的谈判而有所改变,苏丹政府正积极从事的任务是,准备给苏丹人以自治,和准备让苏丹人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未来地位。英王陛下政府决不允许有任何使苏丹政府偏离其任务的事发生。
伦敦又作了正式的补充:
由于早些时候在埃及透露了西德基一贝文谈判的部分情况而造成的苏丹国内局势,使得总督的声明成为十分必要。面对着引起很大一部分苏丹人民激动的这种单方面的解释,苏丹政府继续保持沉默,势将造成严重的不安,如果不是更坏的话。英国政府现正全力以赴地创造条件,以便一旦时机成熟,即由苏丹人选择他们的未来前途;如果他们有这样愿望的话,他们可以自由他说,他们选择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很明显,这只是他们得以选择的前途之一。比如说,他们也可以选择与埃及联合。
但是要任何英国政府默认同埃及订立的一项条约的某一种解释,那显然是办不到的。。这种解释否定了自由民族的一项基本权利——一种埃及自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要求的权利。因此,西德基发表了一个公报,否认他在伦敦曾同意承认苏丹有脱离埃及国王统治的权利;并在12月9日辞了职,表面上是为了接受医生的劝告。
其实,他为调和埃及和英国的论点所做的工作,绝不比任何埃及人所能做的为少;但是,英国和埃及在撤军、共同防御和苏丹这三大问题上的欲望的冲突,已经使他不好办了。对于一个自治的苏丹的前景,埃及的基本忧虑是:这将使苏丹处于一种能够限制埃及分享极其重要的尼罗河水的地位;但在这个阶段埃及报纸很少公开发表这种观点。更多的表演则是不可置信地借助于历史和假人类学来为之辩护。于是,在1947年3月,一家政府机关报《政治报》宣称:尼罗河流域的人民全都是哈米特族。至于语言,尽人皆知,苏丹人操阿拉伯语。他们中那些不懂这种语言的人讲一种原始方言,它甚至不能算作是人类语言中的一种形式。等到他们受过教育,他们就懂得了阿拉伯语。苏丹人知道伊斯兰教以外的另一种宗教,这只是从受到帝国主义者庇护的基督教传教士入境以后才开始的。一位《金字塔报》记者也大胆地断言:“非阿拉伯部族也是起源于埃及人。事实上,他们是古代埃及人的后裔,这是埃及学家已经有了定论的。在苏丹人中间确实有一些非穆斯林,但这些非穆斯林大部分是偶像崇拜者,他们所崇拜的就是他们的祖先,即古代埃及人,这一点也是同样确实的。”
努克拉希组成了一个萨德党和自由党的新政府。他的一心想维护埃及民族利益的主张,没有因为更广泛地注意到战后世界的一般问题而有所缓和;在这一点上西德基就和他不一样。1946年12月16日,努克拉希在议会中宣布。为了确认在埃及国玉统治下的埃及和苏丹的永久联合,我们只是表达了居住在这个流域的居民的全体一致的意志和愿望。当我说在埃及国王统治下的埃及和苏丹的联合是一种永久的联合时,我希望全世界将理解我是在表达所有的埃及人和所有的苏丹人的意见。因此,猜测我们想把苏丹殖民地化,那是毫无根据的,正如想统治的欲望不可能存在于兄弟之间一样。
政府决定任命一位苏丹人为苏丹大卡迪,以代替那位任期将满的埃及人,这在埃及引起了进一步的愤慨。埃及人坚决主张这个职务应由埃及国王根据爱资哈尔的乌拉马的推荐来任命。1947年1月上半月,努克拉希和英国大使之间关于苏丹问题的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用贝文的话来说是,没有取得性质上属于双方一致同意的解释的任何协议,不管它是采取交换信件的形式,或是由双方发言人作出一致同意的声明,或者甚至是在已经一致同意的声明中,对于双方之间的分歧,老老实实他说希望能够以后再予以解决。。我已经提出过各种保证来维护埃及在苏丹的利益——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比英王陛下政府更清楚地了解,例如,埃及在尼罗河河水方百的利益是多么的重要——我已经建议过签署互助条约和关于撤退的议定书。。并由我们、埃及人和苏丹人在会议上重新讨论苏丹问题。对所有这些建议,我所收到的不是断然的拒绝,就是要我重新参加谈判那个论点,即苏丹人的自治权利必须以埃及和苏丹的永久联合作为先决条件。
1月26日,努克拉希证实了早些时候的报道消息,即他的政府将把全部埃及与苏丹问题提交联合国。
第二天,贝文在下院作了关于谈判情况的说明之后又说,英国政府将坚持1936年的条约(指在运河区保持他们的军队),直到他们能够同“一个更加有充分代表性的埃及政府”打交道,同这样的政府打交道,谈判就可以“避免受埃及党派政治的支配”。
第三节 埃及向安全理事会的呼吁,1947 年
努克拉希政府花了2月份整个月的时间,试图扩大支持它的群众基础,并决定是否把埃及的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或国际法庭。西德基公开地而其他人则私下地敦促同英国恢复直接谈判。
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