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7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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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做过的几个职务，基本都管军队的钱粮发放，对这个年代的军费深有感触。说起财政困难经常讲“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实际大头是在军费上。一个禁军，就以这个年代来讲，往小了说地方上养一个就粮禁军，需要三户的赋税提供粮米，不包括真正养兵的大头发到手的钱，钱是来自三司和内藏库的。单以钱来讲，禁军骑兵一人一年要钱一百贯多一点，步兵一人一年要六七十贯。禁军实际有缺额，但钱粮发放从来是足额的，实际每个人费的钱更多。仅从待遇上说，禁军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崇文抑武的另一面就是对武人的金钱收买，同样的级别，武将的俸禄就比文官要高上一大截，禁军普通士兵的收入远高于公吏，厢军的收入更不是差役能比的。压制了武人的政治地位，就需要经济上的补偿，当兵的人又不傻，没好处怎么行？
宋军不能打，最少不是因为给的钱不够，除了五代那样的乱世，和平年代宋朝军人的收入是远高于其他朝代的。但战斗力这种事情，是不会随着收入增加提高的。
狄青被选入禁军，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如果浑浑浑噩噩一辈子，这样也就过去了。但他虽然出身低微，却有理想，人又确实能打。这样在三衙禁军里就有些尴尬了，禁军是个讲人脉讲背景的地方，和平年代又不打仗，一个外来户处处都比别人能干，看在大家的眼中便就处处不顺眼。最后被高大全选了随在自己身边，也算是个虞侯。
高大全入了禁军过得也不顺利，虽然有徐平这个靠山，甚至皇帝亲自测试过，对他赞眷有加，但并没有什么用。官升得还算顺利，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掌过实权，一直都是做着副职。这个年代官称里带副字的并不一定就是副职，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正职，军队里真正的副职是都虞侯和虞侯之类。虞侯经常被用作高级武将身边帮闲的称呼，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禁军的实权全部是由正职掌握，哪怕是位列八管军大将的殿前、马军、步军三都虞侯，也一样是闲职，手中没有实权，掌军需要其他的差遣。
这种被人排挤的日子并不好过，当年在徐平身边，虽然没有管过正规军，到底是真正能够发号施令的人物。到了禁军之后，官是越做越大，管的人却从来都是那么几个。堂堂军级的副职，一军可有五六千人了，出来就只能带着狄青这么一个随从。要知三衙的高级军官，跟他地位差不多的，出门哪个不是前呼后拥，好多人的随从都是绫罗绸缎。
高大全性格沉稳，再大的难处也自己默默扛下来，徐平对他已经是恩重如山，这些生活上的琐事他从来不曾提起。其实跟徐平讲了也没有用，别说是徐平的地位，就是当朝宰相其实也管不到三衙里。除非是像吕夷简那样势力盘根错节的，能够借着提名管军大将的机会，跟军队的实权人物进行利益交换，不然就只能干看着。
此时的狄青只是个小军官，并没有特异之处，徐平心里记住他的名字，一样吩咐庄客搬了交椅来，在杨文广的下手坐了。
见李迪和陈尧佐两人有些不高兴，徐平道：“当年我在邕州，出城数里，便就是都是蛮人村落。邕州地广千里，朝廷能管到的编户齐民却不足千户，两三县而已。数年之间能够括土为丁，建起蔗糖务，最后攻破交趾，全靠军民齐心用力。所以见到从军的，我都看着格外亲切一些，两位相公包涵。”
李迪道：“这里是龙图的庄子，我们自然客随主便，不须介意。”
高大全看得出来两位相公对几个中下层武将与他们坐在一起有些不高兴，便就对徐平拱手道：“官人在这里有正事要谈，我们几人不便打扰，去找谭虎说话。”
徐平点头：“好，你们也有些日子没见了，叙叙兄弟之情也是好的。”
杨文广和狄青两人起身，与高大全一起叉手告辞。
看着三人离去，徐平对李迪和陈尧佐道：“这个高大全，当年随着我在邕州立了不少功劳，回到京城入了禁军，虽然升迁还是迅速，只是却有些不如意。”
李迪道：“以他现在身份，钱粮不少，算得上富贵了，还有什么不如意的？”
“曾经上阵杀敌，立过军功的人，跟太平世界的一般武夫是不同的，心里总是有些想法。这次虽然是偶遇，但我估计他心里未尝没有特意等我的意思。三衙是个什么样子，两位相公心里定然有数，他们这么几个人，只怕都过得不如意。现在西北乱起，我看高大全的意思，只怕是想离了京城，到边地搏个军功，省得受些闲气。”
陈尧佐道：“有此想法是好事，如果我们回京之后有机会，不妨就让他们到西北去。以他们现在的地位，在京城里不上不下，难有出头的机会。到了边地，最少也管一州一县的兵马，真地是有将帅之才，在那种地方才能出头。”
徐平点了点头，不再多谈。跟两位要当宰相的人谈起这些事情，他们又没心思，有些不恭敬。只要给他们个印象，边疆职位缺人，想起来派过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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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1章 权三司使公事
游园外面小河边的大柳树下，徐平和高大全以及杨文广、狄青三人面对面坐着，一边说话一边喝着酒，听他们讲这两年的经历。
饶是高大全一向不喜欢诉苦，在徐平面前说起三禁军的日子来，还是抱怨不断。日常被人排挤，或明或暗地对他各种不上台面的小手段，日子不是过不下去，难熬就是了。
说了好一会，高大全才道：“官人回来就好了，什么时候寻个机会，还是我们几个到边地去带兵吧。再在三衙这么下去，总觉得人就这么废掉了。”
徐平道：“此事急不得，且先在京城里再忍一忍。你有今日局面不容易，现在觉得日子难过，等到出去了更加难回来，不如现在先经营一番。”
高大全不好违了徐平的意思，只好应了，看得出来心里并不愿意。
北宋之所以建立，是宋太祖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由一帮军中老弟兄推上台来的，一如五代旧例。各种阴谋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都无关大局，最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宋朝是因为军队的行为而开国的，是一个先有军队再有国家的朝代。整个国家一直到灭亡，最少在形势上一直保持军事化管理的色彩，就连地方官府也一直保持着晚唐五代藩镇的官吏职位和格局，地方最重要的库称为军资库，用处就是用以赡军。不管是“崇文抑武”也好，还是后代一部分人认为的“重文轻武”也罢，都要明白一点，宋朝皇帝的统治基础是京城的数十万禁军。最少到这个年代，还没有任何改变，什么文臣的忠君爱国都是点缀。
三衙禁军才是赵家坐在皇位上的保证，是政权不可摇动的根基，国家大政，是围绕着皇帝怎么更好地控制禁军来的。禁军能打不能打，不是取决于什么样的军事制度，而是取决于皇帝对威胁的判断，使他在皇位上坐不稳的是外来威胁，还是来自内乱？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从属于政治，取决于政治，多了千年见识的徐平，对这一点应该有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兵立国的大宋，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跟政治认识密切相关，政治认识变了，军队的战斗力便会飞速改变。
真宗之后治国便就讲祖宗之法，而祖宗之法的主体又是由宋太宗定下来的。宋太宗对国家威胁的认识讲得非常清楚，“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既然认为国家的威胁是来自于内患，那么禁军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不作乱，至于平定反抗，只不过是捎带手的事情。只有认识了这一政治方针，才能明白禁军不能打的根源，实际上皇帝也不需要他们能打，只要混吃等死不作乱就算完成政治任务。
终宋一朝，这一条根本的政治方针基本没有改变，短时间或许有变化，但很快就会把防内患当作政治的核心。用心于防内患，国家两次灭于外族，便就不奇怪了。
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三衙禁军就是个让人恨得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的怪物，吞噬着天下大部分的财富，却又懦弱无能。自太宗朝后，对外战事罕有胜利。
徐平对于这一点早就有模糊的认识，在邕州的时候，他宁愿组织乡兵，也不愿使用隶于三衙之下的正规厢军，便就出于这样的顾虑。三衙不但是自己属下的禁军不能打，还会天然地对抗能打的一切境内军事力量。三衙的政治任务是消灭内患，那么消灭内部的战斗力就是政治正确，实际上越是脱出三衙掌控的战兵，战斗力越强。
大宋因军而开国，政权的根基在军队，军队的核心在三衙禁军，这里聚集了最丰富的军事资源。要想在军事上有所作为，脱离开三衙是不可想象的，不管怎么委屈，徐平还是希望高大全能够在三衙禁军中培养些人脉。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到了边地立了军功，才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也只有最后回到三衙系统中，才能够真正功成名就。
问着高大全平时的生活状况，徐平绞尽脑汁，希望能给他们找条路子，最少不用过得如此狼狈。谁知道想来想去，却发现自己在三衙竟然没有任何人脉，哪怕就是曾经建立了这个时代最重大的武勋，实际上也对核心的军事力量没有任何影响力。
最后只能颓然放弃，只是告诉高大全要忍耐，总会有熬出头的一天。
正说得热烈的时候，谭虎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对徐平叉手：“龙图，圣上派了中使来向两位老相公问疾，人已经到庄子里了，您快些过去！”
徐平站起身来，随口问道：“就只是问疾，来人还带了其他消息吗？”
谭虎道：“来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