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7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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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从邕州通判干起，政坛上打滚也近十年了，李迪说的，他稍微一想，便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这书之所以引起了李迪的重视，最重要的是富国和安民的统一。
按照以前主流的观点，这两者是对立的，不可兼得。既然《富国安民策》把两者统一起来，便就要在这个统一上下功夫。把国富的同时民也会富讲清楚，并突显出来，就能够堵住那些认为国富则害民的人的嘴，这一点其实对于占领舆论制高点非常重要。
至于第二点，则是指出了现在《富国安民策》写的时候头重脚轻的缺点，简单说就是在道上用力过猛，在术上用力太轻。书里讲的道理哪怕都是对的，但怎么实行，却没有讲清楚。防弊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怎么考评。新的施政理论必然会带新的施政体系，怎么是做的好，怎么是做的不好，评价标准与以前必然不同。作为治国之策，这一点是一定要讲清楚的，不然实行下去，肯定会带来混乱。
京西路没有乱，是因为考评是徐平本人在做，他是转运使，不需要别人定规矩。而推行到其他路，没有定下考评的规矩，漕司和宪司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影响到新政的施行。
徐平一心要立新的理论，对具体施政上确实考虑不多，他自己心里有大致的方案，但并没有细化出来。在潜意识里，徐平还是在当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并不需要讲得很清楚，但在李迪的眼里，就明显觉得不够了。
施政措施和防弊措施可以慢慢摸索，考评体系不能等，最少要先建立一个原则。这样才可以在推行新政的时候，让相关的人群知道该怎么做，向哪个方向用力，不至于一开始就弄得一团糟。李迪性子粗，不注意细节，但反过来，在大方向上还是很敏感的。
徐平想来想去，觉得李迪说得相当有道理，对李参道：“你且稍等，我们再谈。”
说完，吩咐公吏到房里把其他人唤出来，一起听一听，想一想。
几个人出来，徐平让李参把李迪的话又说了一遍，听完王尧臣道：“李相公出入内外数十年，想的必然比我们周全，他如此说是有道理的。反正现在只是初稿，我们后面把这些内容加上就是。”
赵諴道：“如此一来云行就要多费些心力了，如何考评，你比其他人都清楚。京西路今年考评一切顺顺当当，州县心服口服，你当转运使的当然比别人明白。”
王尧臣点头：“不错，考评如何做还是要云行来拿主意，大的原则出来，我们从旁参谋。”
徐平想了想，这事情确实是自己做最合适，便道：“好，便就这么定下来。但是官富如何带动民富，还是要伯庸和君贶多出些力，毕竟没有比你们两个感触更深的了。”
王拱辰道：“今年赚的钱，多数都流到河南府来了，王通判自然比别人清楚。但是我的营田务虽然也赚了不少钱，到底是官面上的，不好说民富吧。”
徐平笑道：“你也不用谦虚，此事就由你和伯庸一起完成。营田务在地方，有了钱便就会修路，便就会筑坝，这些路和水地方用不用？你们总要从地方上买东西，百姓赚不赚你们的钱？有营田务的地方，百姓是不是比其他地方富裕一些？”
“比别的地方富裕是有的。说起这事情就让我头大，营田务在地方，跟民间百姓一样要交税交粮，甚至有的州县把徭役都摊到营田务头上来。出了事情打官司，好多地方的州县官府也不说帮一帮，把我们当冤大头宰。都漕，你这事情有没有道理？我给地方那么多钱粮，又在同朝为官，不说官官相护，总要念点交情吧？”
“此事是两难，让地方上管不到你们，地方为难。这么大块头个营田务在治下，州县管不到很事情就难做，闹得不好还会被营田务压一头。让地方上管吧，他们的治绩是不把营田务算在内的，当然是能割下一块肉来就割下一块来，唐僧肉人人爱吃吗。李相公说的考评要有大原则，从这一点看来确实有道理。”
这就是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矛盾，营田务直属三司，属于国家层面的，做得再好也是王拱辰的政绩，地方官员又沾不到什么光。为自己前途着想，州县官员当然选择从营田务争利益来补地方，好处是落在他们头上的。这不是考虑不考虑大局的问题，考评体系如此，谁想出力不讨好。
按《富国安民策》，以后类似营田务这种庞然大物还会有很多，怎么平衡跟地方的利益确实是个难点。李迪看出了这个问题，因此提醒徐平，现在讲的头重脚轻了。
政策是由人来执行的，不考虑执行政策的人会怎么想，做什么样的选择是不合理的。
徐平的改革总的来说是做出一块新的蛋糕，尽量不损伤所有人的既有利益。但是新出来的利益如何分配，多了少了，还是会有矛盾。哪怕是一时想不出来万全的办法，徐平还是要订出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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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8章 百官图
阳光暖洋洋的，空气里洋溢着花香，洁白的杨花柳絮在飞舞。盛开的桃花俏立在春天的阳光里，微微含笑，旁边的牡丹刚刚张开了花蕊。
晏殊坐在转运使司的后衙里，把手中的笔放到旁边，轻轻叹了口气。
杜衍到永兴军后，朝廷里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虽然任何人都感受到了这平静之下的暗流汹涌。路过河南府的时候，晏殊跟杜衍见了一面，虽然没有谈论现在京城的局势，但杜衍的从容镇静还是感染了晏殊，让他从慌乱中慢慢平静下了心神。
徐平编的《富国安民策》晏殊虽然参与得不如经前多了，但也没有不闻不问，特别是前面的纲目部分，还是认认真真地审阅过了。
讲富国，便就无法不讲如何营利，讲营利，就无法避过义利之辨。凡是涉及到国家理财，这个年代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义利是不是对立的？谋利是否是不义？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没有空间逃避。不义则为贼，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理财就没有正当性。
在京城的时候，徐平曾经跟赵祯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过，钱粮为纲是天下公利，公利是大义。现在编《富国安民策》，依然是循的这个思路，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私利是人之所欲，无所谓对错，只有跟公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才有义与不义的问题。私利跟公利不冲突的时候，就是无害的，跟公利有冲突的时候，公利先行就是义，因私废公就是不义。
这些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为了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为了在舆论上不落下风。至于什么是公利，什么是私利，什么情况下是因私废公，什么情况下不是，实际上真正说起来可以扯出无数内容，而且永远也不能分得清清楚。这只是一个原则，是道，怎么执行原则，是技术性问题，是术，道术之间纠缠不清，远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这一部分的文章是徐平所写，晏殊最近一些日子改的就是这部分内容。徐平的文章说理清楚，有理有据，但是感染力不行，缺少文采气势。用这个年代的话来讲，就是徐平的文章尚古，属于尹洙和欧阳修等为代表的那一个流派。但古文运动从唐朝韩愈提出，到现在都没有成为文坛的主流，特别是官员的说理性文章，更是以时文为尊。这个风气要等到欧阳修人过中年，成为文坛领袖之后才扭转过来，现在还远得很。
晏殊是时文大家，文坛领袖，这一部分内容他几乎是按着徐平的意思重新写过，意思还是那个意思，文字则几乎没有相同的。这是徐平欠缺的地方，他虽然也苦学，但骈四骊六的文章一是缺少知识积累，再一个缺少语感，总是写不出那个味道来。
这就是欧阳修在文学上强于别人的地方，他是古文运动重要的旗手，但时文不比任何一个人差。中进士入馆阁全都是靠的时文功底，就连最早受知于时文大家胥偃，娶第一个妻子偃夫人，也都是靠着时文的文采斐然。
古文指的先秦诸子的文意，重在说理，而不讲究华丽的辞藻。时文则是从魏晋六朝流传下来的赋体，讲辞藻，讲排比，讲典故。朝廷最重要的公文制和敕，是时文使用最广泛的领域，也是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内外制任职资格最重要的考察内容。徐平在这一个方面的欠缺，使他不能走词臣的捷径，只能老老实实地靠着政绩打拼。
把手中的文章又重新看了一遍，晏殊揉了揉酸痛的双目，轻轻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三月了，在京西路不能一直拖下去，但回京城如何交差，他还是拿不定主意。按照吕夷简的意思，回去之后罔顾事实，强压京西路按政事堂的意思行事，他的心里不愿。但是与京西路的官员一起，与吕夷简针锋相对，直接掀桌子，他实在下不了决心。
吕夷简在朝里的势力有多大，他是了解得最深的人之一，这么多年出入内外，日子也不是白混的。跟吕夷简作对，很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自己又得被贬出京城。而且吕夷简只有六十多岁，在朝堂里根基稳固，一个不好自己就永远没有机会再回朝堂了。
晏殊不是政治家，他只是个富贵闲人，这个决心真地不好下。
王尧臣从远处过来，见晏殊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便走过来看桌子上的文章。读到最后不由赞了一句：“学士妙笔，此文经你一改，面目迥然不同！”
晏殊睁开眼睛，看了看王尧臣，自嘲地摇了摇头：“伯庸以为此文说理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