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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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革命的勃起和地主阶级日就灭亡的命运。《樊家铺》里的线子夫妇，原是勤劳纯朴的青年农民，但在地主盘剥、官厅敲诈下，男的不得不去抢劫财物，女的为了要取得一笔钱去营救狱中的丈夫，竟致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通过这个悲惨的故事，作品对旧社会作了深刻有力的暴露和批判。虽然气氛比较阴沉，但作家着力描写樊家铺地方的残破和骚动景象，穿插了地主阶级惶惶不安、仓猝逃走的场面，把故事的发展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使得小说具有更深广的社会内容。作家自己说过，这两篇作品“都以昂扬之情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崛起与胜利前途，对压迫阶级及其统治势力的走向崩溃灭亡，则投以痛快的嘲笑”（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此外，象《天下太平》、《某日》等篇，也为读者所称道。吴组缃的作品，真实地写出了动乱的农村现实和发生于其中的各种复杂的纠葛，具有较高的现实主义成就。
创作倾向与左翼作家相似的还有罗淑（？—1938）。她有《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等三个小说、散文集。其中《生人妻》一篇，写四川沱江上游山地里的一个农民，在贫困无助的情况下终于不得不出卖妻子的故事，作者以女性的敏感和同情描画了这一对夫妇的悲剧命运和纯朴真挚的感情。就题材而言，这篇小说颇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相似。但柔石着重表现母亲的顺从和由此而来的屈辱，罗淑却突出妻子的倔强和从而爆发的抗争；不仅写出了农民的深重苦难，也表现了他们最初的觉醒。由于写得深切动人，《生人妻》发表后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好评。
“九一八”事变以后，陆续有一批文艺青年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东北流亡到关内。其中有些人已经有过一段创作经历，有些人在左翼文艺运动的推动下开始文学活动。他们怀着对于敌伪的仇恨，对于乡亲的眷恋，以及早日光复国土的愿望，创作了不少反映东北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白朗等，被人称为“东北作家群”。他们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与叶紫的《丰收》一起，由鲁迅编入《奴隶丛书》）
萧军（田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出版于一九三五年。作品描写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比较宽广地反映了他们与敌伪军队，汉奸地主的战斗，他们内部不同成份、不同成员之间的矛盾，他们在不同社会阶层——主要是农民群众——中间引起的反应。陈柱司令、“铁鹰”队长和在敌人凌辱下觉醒起来的李七嫂等形象，真实地体现了东北人民保家卫国、团结抗日的战斗要求。作品着重地表现出这支游击队在血泊中成长的生动历程，揭示出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即毁灭的主题。小说在有关学生出身的肖明和安娜，尤其是两人的爱情纠葛的刻划中，对于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虽然也有所批判，更多的却是同情，不免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但就整个情节来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小说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萧军除短篇集《羊》、《江上》外，还写有长篇《第三代》（后改名《过去的年代》），反映辛亥革命后东北人民的斗争，生活气息浓重，艺术上也更见成熟。
当《八月的乡村》出版时，鲁迅就指出：“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事实果然不出鲁迅之所料，除了反动报刊上所谓作者是“从苏联回来，为‘共产党’的走卒”的喧器外，混入“左联”的张春桥化名狄克，也攻讦小说“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载1936年3月15日《大晚报》副刊）。鲁迅立即撰文，斥责这是“实际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其实是在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注：《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卫护了这部作品，也揭露了张春桥隐藏在”左翼“名义下的真实面目。
萧红（1911—1942）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也出版于一九三五年。这本作品真切地反映了东北人民沦陷前后的生活，正象鲁迅在序文中所说的，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小说的前十章描写沦陷以前的东北：在哈尔滨附近的广大农村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农民们把耕田的老马送进屠场换来两块纸币，随即全被地主夺走；人民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惩罚那些吸血的剥削者们，但得来的却是监牢和更沉重的灾难；年轻的一代牢牢记住亲人惨死的仇恨，随时准备索还血债；疾疫伴随饥饿夺去人们的生命，威胁着每一个活着的人。自第十一章以下，描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广大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他们“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在斗争失败后，他们认识到只有再组织起来去当革命军，才是正确的道路。于是辞别残破的家乡，走向更艰苦、更漫长的路程。作品没有一条贯串全局的故事线索，它只是许多生活画的连续。因为作者观察的深入和笔致的细腻，在明丽的画幅中含蕴着感人的力量。在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因此忽视阶级矛盾，从而真实地写出了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深重灾难。这是小说的可贵之处，也是它胜过同一时期不少同类作品之所在。继《生死场》之后，萧红还写有《旷野的呼喊》、《手》、《小城三月》（短篇）、《马伯乐》（中篇）和《呼兰河传》（长篇）等作品。其中如《手》通过一个染匠的女儿在学校里因为一双黑手受到歧视的故事，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作品构思既巧，描写亦复深婉动人。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呼兰河传》，在过去生活的回忆里表现了作者对于旧世界的愤怒，但也流露出由于个人生活天地狭小而产生的孤寂的情怀。萧红还有以“悄吟”的笔名发表的散文集《商市街》和《桥》，内中也不乏优美之作。
端木蕻良，在这个时期里写有短篇集《憎恨》。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者在其中怀着强烈的憎恨心情描写了东北人民在敌人铁蹄下的悲惨的生活。集首《鸷鹭湖的忧郁》一篇，表现手法简练而含蓄，是东北农村生活的一幅凄厉郁怒的画图。舒群的短篇《没有祖国的孩子》，背景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下的东北，主人公却是失去了祖国的朝鲜孩子。小说通过中、朝、苏三国少年的真挚友谊，表现出对于侵略者同仇敌忾的激愤。此外，他还写有中篇《老兵》等作品。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大家所熟知的青年小说作家还有葛琴、草明、欧阳山（罗西）、荒煤、奚如等。这些青年作家当时都是在“左联”领导和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他们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以及后来的发展并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从叶紫到“东北作家群”诸作家的作品，无论题材的开阔、思想的健康和表现技巧的熟练，较之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正面地、大规模地描绘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写出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力量，揭示革命的胜利前景等方面，都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三节：中国诗歌会诸诗人和臧克家等的创作
三十年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风起云涌的救亡活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源泉；蓬勃开展的左翼文艺运动，又为诗歌创作指出了较为明确的方向。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在本时期获得较大的发展（注：从1928年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时起，不少左翼作家受国外文艺思潮和1926年以来某些理论的影响，把浪漫主义笼统地看作唯心的没落阶级的创作方法（可参阅《太阳月刊》1928年7月号《到新写实主义之路》，《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冷静的头脑》，《文化批判》第1期《科学的社会观》诸文），这曾使郭沫若这样的诗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者，也成为“左联”时期诗歌趋向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到1934年秋，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后，情况才逐渐有所变化）。中国诗歌会的出现，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趋向。
中国诗歌会成立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它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任钧（森堡）、蒲风等。他们在《缘起》中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新月派、现代派在诗坛造成的某些迷雾，推进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国诗歌会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半月刊、月刊）。《新诗歌》的《发刊诗》表达了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共同创作主张：
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
因为那已成为过去。
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
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
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的情绪，
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它的意义，
从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