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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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野草》稍后，鲁迅追怀往事，在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十一月间，写下了十篇“从记忆中抄出来”（注：《朝花夕拾·小引》）的散文。这些散文曾在《莽原》半月刊上陆续发表，总题曰《旧事重提》，待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编订成书的时候，才改题为《朝花夕拾》。在这组文章里，鲁迅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以青少年时代生活经历为线索，真实而动人地抒写了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的一组生活。《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三篇议论与叙述并重，隐寓作家对执笔当时现实生活的针砭，写来挥洒自如，庄诙杂陈。《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等五篇，以亲切动人的笔墨，各各记录了社会生活的一面，几乎每篇都是一幅浓淡相间、色彩鲜明的风俗画或世态画。《藤野先生》和《范爱农》本意在追怀旧日的师友，却也写出了海外生活和革命运动的片断，境界更为开广。正如他的小说一样，鲁迅在这些散文里也创造了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爽朗而多嘴的长妈妈，她有许多麻烦的礼节，却能够做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情；藤野先生纯然是一个诚笃而不拘小节的学者；范爱农生性狷介，他在自己的理想，却总是落落寡合。作品往往只用几段故事，便托出了人物的性格，使他们跃然纸上。例如长妈妈，当她切切察察地向人低声絮说的时候，“坚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这一段便很生动。再加上睡觉时伸开手脚，占领全床，以及终于买来了《山海经》，她的性格就表现得十分全面了。藤野先生对于生活很随便，上讲堂“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对于学术却又认真，严肃，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讲义，订正血管的位置，探询足骨的变形。在对比中，人物的个性便突了出来。范爱农的反对发电，时常瞪着多白的眼睛，自然都和他的个性有关，但真正使人感动的，也是几笔对比的描写：革命以前，他喝酒，说些“愚不可及的疯话”；革命以后，“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这是他性格中最本质的一点，写来朴素而又鲜明。不仅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是这样，便是三味书屋里“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大声朗读着的先生；爱用奇特的药引，说“舌乃心之灵苗”，“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的陈莲河；在孩子面前怂恿打旋子，从旁计数，看见大人来了就说“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的衍太太；以至纵使“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象一只螃蟹”一样走路的目空一切的大学生。这些都着墨不多，而能情态逼真，说明鲁迅在艺术创造上卓越的本领。
《朝花夕拾》中所写的事和人，往往饱和着作家强烈的爱憎，闪烁着社会批判的锋芒，在平淡的叙述中寓有褒贬，在简洁的描写中分清是非，使回忆与感想，抒情与讽刺和谐地结合起来。固然，鲁迅有时也采取直接批评的方式，例如《狗·猫·鼠》里反对繁文缛节的婚礼，《二十四孝图》里反对矫揉造作的孝行，以及对自称维持“公理”的绅士，一味妨害白话的文人，大都口诛笔伐，色严词厉。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批评却不是表现在字面的论述上，而是深入到内容和情节里。《父亲的病》写两个医生自高身价，毫无实学，《琐记》写衍太太教唆作歹，散布流言，作品都没有作直接批评，而批评却渗透在事实的抒写里，“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对于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或习惯，鲁迅间或也以不满的口气，轻轻点破一笔，例如《五猖会》写出发看会前，父亲忽然叫他背书，全篇都是叙述，到结尾加上一句：“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父亲的病》写临终前，衍太太按照当地风俗，要他大声叫喊。这一段也是客观叙述，结尾又加上一句：“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出语似极平静，感情却很强烈。鲁迅后来在《什么是“讽刺”？》里说过：“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朝花夕拾》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他反对不恰当的讲礼节，分尊卑，写一群读书人在国外的客车上让座，“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在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注：《朝花夕拾·范爱农》）又譬如他反对空疏而没有效果的教育，略带谦虚地以自己为例，说明学海军爬了几次桅杆，学开矿下了几次矿井，接下去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注：《朝花夕拾·琐记》）流畅自然，用古见新，在平淡的叙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批评。鲁迅曾说作文的要义在于：“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注：《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朝花夕拾》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作为“回忆的记事”（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些散文十分具象地反映了少年鲁迅的性格和志趣。这类散文读起来亲切平易，写起来却需有较高的功力，较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知识。回忆性的散文，鲁迅以后还写了《我的种痘》、《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篇。至于由他自己亲自编入杂感集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写于深夜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篇，虽然同是怀人或记事之作，而撰写当时却具有更直接的记念意义，与一般的回忆稍有区别。他对散文里这一品种的开展，付出了极大的劳力。
《野草》和《朝花夕拾》不同于对敌人正面交锋的杂感，这些作品着重在抒情与叙述，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在艺术上，《野草》和《朝花夕拾》又各呈特色：《野草》深沉含蓄，具有诗的凝炼，《朝花夕拾》流畅清新，表现了散文的通脱与舒展；《野草》通过生活的哲理启迪人们思索，《朝花夕拾》在平易亲切中寓有深长的韵味，鼓励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活。经过鲁迅的实践，它们都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独创一格的文体。
第三章：郭沫若
第一节：思想发展与文学活动
郭沫若于一八九二年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后于鲁迅的诞生十一年。他的童年也是在清帝国日益腐败、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紧、旧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年代里度过的。幼年时，由于诵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培育了他最早对诗歌的兴趣。庚子（一九年）事变后，清廷为了挽救自己垂危的统治，缓和国内人民的革命要求，开始进行一些表面的改革，变八股为策论，接着又废科举而立学校。因此当时正在家塾读书的郭沫若，除圣经贤传而外，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介绍世界大势和民主启蒙思想的书刊，开拓了胸禁和眼界。在小学和中学时代，郭沫若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庄子》、《楚辞》、《史记》、《文选》等，作了较广泛的涉猎，并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不满黑暗腐败的学校教育，起来反对，三次遭到斥退，被步显示出他的叛逆的性格。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虽曾给他以短暂兴奋，但革命后的混乱局面却给他带来极度的失望和苦闷，使他产生了离开四川向广阔的世界“奋飞”的愿望。
一九一三年底，郭沫若离国经朝鲜，于翌年初抵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一九一五年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三年毕业后考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科。郭沫若选择了医学，是想拿它“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在日本的生活，使他感受到军国主义的欺凌，“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注：《三叶集》1920年3月3日致宗白华信），时时为之激愤之已。爱国的浪潮锻炼了郭沫若的思想。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他更怀着“冲冠有怒与天齐”的爱国义愤，一度回到上海。
在日本前四年的学习里，他阅读了不少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从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里汲取了多方面的滋养。因为接近泰戈尔、歌德的作品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的著作，又使他受到了泛神论思想的影响。那是五四运动爆发前两三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个性的自由和解放已成了当时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内容。冲决一切网罗和束缚，破除一切偶像和迷信，是当时一般青年的共同要求，也是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十七、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那种否认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的泛神论，才能够给郭沫若以较大的影响。显然，郭沫若作为一个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神”。他自己就明白地表示过：“泛神便是无神。”（注：《少年维持之烦恼》中译本《序引》，收入《文艺论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178页）他的“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注：《创造十年》，见《沫若文集》第7卷第58页），一方面是因为泛神论思想跟他当时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大体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为泛神论所提供的“物我无间”的境界，正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