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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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豪爽但又冷静深沉。因而在阶级力量对比不利时，只是用抛“冷话”，即冷嘲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抗争。作者还把他塑造成一个民间艺人，他的卓越的艺术才干和黑暗环境的逼迫，使他用快板的特殊武器进行斗争。作品中许多段快板既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塑造李有才形象的重要手段。这些快板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感情，风趣幽默的风格，正是李有才个性特征的重要方面。“小字辈”人物是李有才快板的热心的传播者，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更高，斗争性更强；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在农村民主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阎家山农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翻身，关键在于负责领导工作的章工作员，犯了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因而不能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他没有发现李有才和“小字辈”人物，却依靠了阎恒元的势力。作品塑造了长工出身的党的农村干部老杨的形象，有意地把他与章工作员进行对比。他的强烈的阶级爱憎，朴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品质，一举一动无不表现出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党的干部的特色。老杨迅速地找到了农民中的革命分子，依靠他们发动组织群众，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斗倒了阎恒元，掀掉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磐石。这个有声有色的过程，有力地说明了当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一旦与广大农民真正结合在一起，立即就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足以创造出空前的奇迹。《李有才板话》虽然只描写一个小小村庄的斗争，所蕴含的思想却是发人深思的。
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描写太行山区一个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胜利近二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描写阎锡山统治下山西政局的动荡，以及对于农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作品开头的诉讼场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农村仍然保持着极端黑暗的封建统治。铁锁一家的不幸遭遇表明农民在苦难深渊中的挣扎。李家庄的恶霸地主李如珍，是阎锡山反动政权的社会支柱，蒋冯阎战争中他的势力有了发展，结果加速了农村破产。铁锁流落城市，成了手工业工人，开始接受党的影响。特别在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党利用合法斗争启发农民的觉悟，农民与汉奸封建势力的斗争有了发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农民实行血腥屠杀。在血的教训下，铁锁等进一步觉悟了，最终走上了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小说的高潮是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的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从“血染龙王庙”的大血案，到农民群众怀着深仇在大恨惩处李如珍，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作品从沉重的封建压迫写起，描写了一系列事件，最后是激动人心的踊跃参军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胜利的过程。书中描写了各阶级的许多人物，塑造了铁锁、冷元、白狗等一批反抗的农民形象。其中写得最充分的是铁锁。作品描写了他在革命低潮、高潮几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他受李如珍经济、政治上的几重压迫，对于不公的世道有过怀疑和不满，心存翻身复仇的愿望。正当他寻找出路而不得时，遇到了共产党员小常。党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此后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铁锁从一个有自发反抗要求的农民，在党的教育下，逐步变成自觉的阶级战士，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面貌的根本变化。他的道路很有典型意义。但《李家庄的变迁》下半部过程发展得过于匆促，人物形象塑造不力，铁锁参加革命后的性格刻划不够，面貌模糊，因而影响了这一形象的完整性。其他人物的塑造也有类似的缺点。这使《李家庄的变迁》未能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
赵树理的其他短篇小说，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关系的变革。《孟祥英翻身》写太行山区渡荒英雄孟祥英，从一个受欺压的年轻媳妇，在党的影响下，“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的故事。作品重点描写婆媳关系，揭露和批判压迫、残害妇女的宗法制度的黑暗，歌颂新政权使妇女长期受压抑的智慧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样反映婆媳关系的还有《传家宝》。相同的题材却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孟祥英的婆婆不让媳妇参加社会活动，是由于抗战时期党在这里建立的政权还不稳固。婆媳矛盾中包含着鲜明的政治矛盾的内容。《传家宝》中李成娘和金桂的矛盾，却反映了解放区政权稳固之后，经济上的发展带来农民理家方式的变化。李成娘箱子中破布片的分类归档，是为适应自然经济下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生活的，从这里表现了李成娘的勤俭、精明的劳动妇女的本色。而金桂的布包里的钱粮票证，却表明在农村交换发达，集体经济开始萌芽的条件下，家庭生活的改变。她同样善于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而且适应了时代的潮流。犯了经验主义的婆婆在媳妇面前认了输，这不仅是新型婆媳关系的开始，也是农村社会进步的生动表现。《福贵》反映改造二流子问题。为了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改造二流子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但是，长期封建统治造成的习惯势力，使干部和群众也把某些善良的受压迫者误为二流子。福贵正有这样的遭遇。族长王老万以高利贷盘剥的手段，夺走了福贵的土地，还以族规严惩了福贵，使自己的剥削完全合法化了。福贵走投无路，当了吹鼓手，而这是被视为下贱的职业，因此被蛮横无理地当作“二流子”。通过这些描写，对旧社会提出有力的控诉，也对习惯势力作了严正的批判。《邪不压正》描写中农王聚才的女儿软英的婚姻纠纷，本意在于通过地主狗腿子小旦在土改中混入干部队伍继续为非作歹等情节，揭示土改初期工作中的问题。但这个作品更大成就在于极为形象地描写了以“割封建尾名”之名，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揭示了产生这种错误的阶级根源。不但象小旦这样的人在不断侵吞，而且一部份贫农干部，也多占了胜利果实。这就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农村，更显得僧多粥少了。为了填满“窟窿”，必然向中农开刀。作品不仅提出了当时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且对人们认识农村社会的复杂状况，也很有价值。赵树理还满怀热情地歌颂农村新人新事。《小经理》中表扬了三喜，他是一个十分平凡的青年，却是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形势下产生的新型人物。《田寡妇看瓜》通过田寡妇的心理变化，歌颂了新农村的道德面貌的大改观。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农民是不少作家努力表现的对象。鲁迅第一个怀着炽热的同情描写了受着深重压迫的贫苦农民，他笔下的农民大多备尝苦难而尚不觉醒，身心均打着阶级压迫的深深烙印。经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潮，到了三十年代，在深入发展的农村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左翼作家笔下开始出现了觉醒反抗的年青一代新农民形象。但是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特别由于作家未解决与农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问题，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实丰满的农民形象，在某些形象中还不免夹带着许多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杂质。在这点上，赵树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由于时代的缘故，他的笔下出现了翻身农民的崭新形象。这些农民关心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有了主人公感，开始表现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尽管人更加熟悉并能得心应手加以表现的，仍是老一辈的农民；但就是这类农民在他的的作品中也已是被时代大潮所冲击，挟带着向前进步着的。另一方面，由于赵树理来自农民，始终不脱离农民，热爱而且深刻了解农民，使他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从思想、感情、习性、气质，到观察、思考、表达的方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的特质。这就是在文学的内容和形象塑造上，赵树理为新文学所增添的新因素。
对于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真切深入的理解，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使赵树理的作品表现的是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事。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注：《也算经验》、《赵树理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写《李有才板话》，是因为“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注：《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为了防止土改运动中，群众未充分发动之前，流氓坏分子混入干部队伍以及少数当权干部容易变坏，他写了《邪不压正》“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注：《关于〈邪不压正〉》，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他的作品的主题思想常常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但并不是政治概念的没有艺术生命的图解。赵树理的小说，描写也广大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党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赵树理却已敏锐地抓住阶级斗争尖锐性、复杂性的问题，在一些作品中描写了这种斗争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同时，赵树理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变革，即在解决了政权问题之后，对旧农村社会的改造。他描写了人的地位、人的思想和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在《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福贵》、《传家宝》等作品中，他相当深刻地描写了宗族、家庭中长幼关系、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等矛盾的演变。这些描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并且表现了一个新时代、新天地的诞生。越树理并不回避矛盾，敢于接触生活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