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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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这是对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所作的十分明确、十分完整的阐述,对于革命文艺工作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讲话》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在文艺源于生活却“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方面,在文艺遗产的继承和革新方面,在革命文艺的基本任务方面,在作家主观动机和作品客观效果的关系方面,也都有透辟精到的论述。这些创造性的论述同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宝库。
《讲话》是我党思想和理论建设的光辉文献,是自有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讲话》的发表,在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造成继“五四”之后又一次更深刻的文学革命。《讲话》中提出并切实解决的问题,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它为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节:思想斗争和文艺的新面貌
延安文艺座谈会自始至终贯穿着革命同志内部和风细雨地讨论问题、交换意见、自我教育、相互教育的精神,因而在提高与会者思想认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座谈会结束后,广大文艺工作自觉地按照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文艺整风运动,认真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问题,对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王实味的思想,进一步开展了批评和斗争。通过文艺整风,文艺界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了努力方面,使革命的文艺工作呈现出新的气象。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发表之后,曾引起不少同志的不满和反对。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的过程中,《解放日报》即连续发表齐肃的《读〈野在合花〉有感》,杨维哲的《从〈政治家·艺术家〉说到文艺》,金灿然的《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等文(注:分别见《解放日报》1942年4月7日,5月19日,5月26日),对王实味的观点展开了批评。文艺座谈会之后,从五月底开始,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连续召开座谈会,艾思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罗迈(李维汉)等针对某些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系统地解答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并批评了王实味在《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中表现的错误思想。座谈会连续开了半个月。在此期间,组织上曾找王实味谈话多次,希望帮助王实味认识错误。胡乔木也曾和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并且向他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希望和意见。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注:转引自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王实味最初不接受批评劝告,拒不参加会议,甚至向组织提出退党声明,声称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注:见温济泽《斗争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这样便激起了中央研究院和文艺界同志的义愤。座谈会上,发言者认为王实味的文章和一些同志思想上存在的糊涂观念、认识不清有着根本的不同,已经超出了对党、对革命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的范围。针对《野百合花》所谓延安存在“等级制度”的说法,蒋南翔在六月一日《解放日报》上表发《论“等级制度”》一文,从理论上说明延安工作人员物质分配上的某些差异和旧时代的“等级制度”“是本质上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旧时代的那种‘等级’,是一种剥削关系和私有关系的产物,而今天延安一小部分同志所称为‘等级制度’的‘等级’,则仅仅是一种工作上的需要,它不但不是代表着剥削的关系,而且相反,是为了要达到革命的胜利和剥削的消灭。”“譬如说,延安所有的马匹,不足以每人供给一头,我们是否宁愿把马都杀了吃掉,大家不骑,以表示一律平等呢?假使不,则应该首先允许哪些同志享受骑马的权利呢?我们认为,如果让一般的工作人员骑马,而让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步行,则是极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必要的走路上,乃是革命的一种损失。”艾青在座谈会发言的基础上撰写了《现实不容许歪曲》一文(注:刊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批驳了王实味的一些论点,用事实说明“真正的所谓‘等级制度’并没有在延安存在”:
王实味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样的呢?
所谓“衣分三色”,不过是蓝色斜纹布、灰青色土布和黑色土之间的分别,并非什么哔叽、华达呢和灰布之间的分别。(而我们也不只一次看见毛泽东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
所谓“食分五等”,最好的也不过两小碗菜(一晕一素),一碗汤;最坏的,也是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和大锅菜。共产党的最高“首长”们吃的,还不如大后方机关里一个小公务人员的来得讲究呢!我想王实味已经在延安好几年了,不会不知道这种情形,只是他的立场使他失去公正的态度了。
……
延安学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二餐小米包(每周吃一两次馍),菜是大锅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学校还经常可以吃肉。王实味所说的“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是发生在某学校刚开办的时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驮米的缘故,曾吃了几天稀粥。这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极偶然的现象,而王实味却用来当作挑拨青年学生的最好的资料了。
艾青还针对王实味所说的艺术家似乎比政治家“纯洁”之类的说法,指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艺术家不是从上帝那里乘了降落伞到地上的,而是同每个成员一样,从母胎里分娩出来的。艺术家没有必要装得象牧师那样,以为自己的灵魂就象水晶做的那么透明。而在这神圣的革命时代,艺术家必须追随在伟大的政治家一起,好完成共同的事业,并肩作战。今天,艺术家必须从属于政治。(只有那些政治上是反动的时代,有良心的艺术家才应该和政治家对立。)”六月十一日,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等发言,他们根据王实味一九二九年就参预托派活动,直到一九三六年还与托派分子通信的事实,认为“他是个托洛斯基分子”(注: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六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作出了批判王实味的决议。《决议》认为王实味的思想是托派思想,建议边区文抗开除王实味会籍。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的文章,从文艺理论上分析、批驳了王实味的观点。周扬认为:王实味的思想,就是在文学“这个领域上的托洛斯基主义”,“他的文学见解和他的老祖宗托洛斯基一模一样”,他也是集中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所谓人性、今天的文艺作品应写光明抑应写黑暗这三个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提出挑战的周扬指出:“王实味说政治家是‘战略策略家’,他们‘熟谙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他实际上已经把马列主义的政治家降低到列宁、斯大林所深恶痛绝的政治上的庸人的地位了。”周场把王实味的观点和列宁、托洛斯基以及第三种人苏汶的观点作了正反两面的比较,认为王实味“不只是要保护艺术不受政治的干涉,而且要诱致艺术反过来去指导政治”,因为“他说政治家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反对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艺术家则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照他的意思,艺术家‘指示’,政治家照了实行”,这岂不是要政治家服从于艺术家吗?周扬还把王实味的观点和梁实秋的“人性论”作了比较,认为王实味“所讲的人性,他所常挂在嘴上的什么爱呀热呀那一套东西,都是有意提倡托洛斯基的也是一般资产阶级历来用以骗人的捕风捉影的抽象观念,借以搅混我们同志的思想,好去上他们的圈套。”至于王实味鼓吹艺术家写黑暗“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这方面,周扬认为,“我们和王实味也是相反的”,“问题的中心并不在应写何种题材,以及《写光明与写黑暗》两者之中何者应多写,而在作者对现实所取的根本态度”。周扬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等角度,正确说明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认为王实味所谓“大胆地但适当地”暴露黑暗,是出于他托派的策略。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周扬总结说:“我们和王实味在文艺问题上的一切分歧,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艺术应不应当为大众,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托洛斯基、王实味都不主张艺术为无产阶级大众与人民大众服务,都主张艺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而其实则是真真实实地为了剥削阶级与黑暗势力服务。”——这就是当时所指明的王实味文艺思想的本质。
对王实味的批判,是文学史上第一次发生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的较大规模的斗争。由于没有经验以及抗战时期的复杂情况等种种主客观原因,批判中出现过某些简单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