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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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成的四幕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也颇有特色。剧本通过一个当汉奸的老头子家庭里夫妻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抗战爆发后，社会上层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不仅象留学归来的梁治和高中学生梁玉这些热血青年立场鲜明，断然与做汉奸的父亲决裂，就连年事已高的太太，也知道一个人“最要紧是要有气节”，把民族国家看得重于家庭，出乎子女们意料地毅然决定离开上海住惯了的家，和子女们一起走向内地。剧中人物真实，情节紧凑，结构布局上独具匠心。《妙峰山》（四幕剧）写成于一九四年。剧本虽然通过妙峰山寨主王老虎及其部下的抗日活动，寄寓了作者关于政治设施的某些有进步意义的主张，表现出作者的政治热情，落笔幽默，含意隽永；但由于作者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人物和情节，完全是凭空虚构”（注：见《妙峰山·前言》），因此还缺乏真切感人的力量。
吴祖光是当时出现的青年剧作家。他的第一部剧作名《凤凰城》，而使作者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则是一九四二年写成的四幕剧《风雪夜归人》。剧本主要通过京剧名旦魏莲生和官僚姨太太玉春的恋爱悲剧，控诉了黑暗的旧社会。在那个畸形的社会里，大官和阔老们把京剧演员当作他们“消愁解闷的玩意儿耍着玩”，可魏莲生起初却“人苦不自知”。妓女出身的玉春，则未被眼前灯红酒绿、婢奴环列的“幸福”迷惑，她从愁苦辛酸的经历中清楚地知道了自己所处的是受作践的地位。她立意要为自己寻求真正的自由幸福。当她遇到魏莲生这个也是穷苦出身、为人忠厚的年青人的时候，就勇敢地捧献出自己的一片痴情。在玉春启发下，魏莲生也开始醒悟。然而，那个社会是不允许下层人民来安排自己命运的，就在他们约定出走的前夕，悲剧发生了：他们被粗暴地拆散，魏莲生被赶走，玉春被送给另外一个男人。最后，奋斗了二十年仍然无路可走的魏莲生，死在一个风雪交加的黑夜里；玉春也失踪了。对剧中这些苦人儿的生活，作者是熟悉的，而且是满怀同情的。这正是剧本读起来凄楚动人的主要原因。
沈浮本时期创作的剧本有《重庆二十四小时》、《金玉满堂》以及《小人物狂想曲》等。这些剧作通过既平凡无奇又波澜起伏的戏剧情节，描绘了抗战相持阶段大后方城镇的社会生活面貌。三幕剧《重庆二十四小时》写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一所普通楼房里的人物和故事。故事的中心是一个从东北流浪到重庆来的既纯洁又脆弱的女青年，在几个进步戏剧工作者的帮助下，识破和摆脱了邪恶势力诱人下水的种种圈套，投入抗日进步戏剧工作。剧中几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而性格截然不同的戏剧工作者的形象，刻划得颇为鲜明。四幕剧《金玉满堂》写的是重庆附近某乡镇一个地主家庭衰败的故事。这个挂着“金玉满堂”金匾的地主家庭，三代人中头两代男人已死去，由女人掌管家产，继承祖业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但第三代“聪明有余”、“道德不足”，不但保持不了财产，连生命也丢了。作者那时对农村的阶级斗争还不明确，某些情节不够真实，但剧本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地主财富造成的罪恶。这两个剧本戏剧冲突激烈紧张，技巧颇为熟练，在重庆及各地上演都取得较好的效果。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沈浮主要转向戏剧及电影的导演工作。
第四节：《屈原》及其他历史剧
历史剧同新文学的其他形式一样，也是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五四”以来，郭沫若、夏衍、阳翰笙、陈白尘等作家，就曾运用过这种文艺武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历史剧更有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影响。郭沫若、阳翰笙、欧阳予倩、阿英等人这时期的历史剧，构成现代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疯狂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气焰嚣张，横行无忌。进步舆论遭到严厉压制，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害。在没有一点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人民大众“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要求难以直接反映。分裂和倒退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人民的心上。一部分坚持斗争的革命剧作家转而致力于历史剧的创作，借古喻今，用中华民族以往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斗争史迹，来教育和鼓舞人民，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是这一时期历史剧作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作为进步文化界的旗手、诗人、历史学家，既从抗战的现实斗争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责任，又从往昔的历史回顾中汲取着斗争的力量与澎湃的诗情。皖南事变后不久，他就曾指出：“文艺的内容断然无疑地是以斗争精神的发扬和维护为其先务。目前的中国乃至目前的世界，整个儿是美与恶、道义与非道义斗争得最剧烈的时代，也就是最须得对于斗争加以维护而使其发扬的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因而也就再没有比现时代更为鲜明，更为迫切。现实，最迫切地，要求文艺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注：《今天创作的道路》，1941年9月6日作，收于《今昔集》）。他随即拿起历史剧这种文艺武器，英勇地投身到这场维护民族生存、争取人民民主的严峻斗争中。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写成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一九四二年一月，写成五幕剧《屈原》，二月写成五幕剧《虎符》，六月写成五幕剧《高渐离》，九月写成四幕剧《孔雀胆》，一九四三年四月写成五幕剧《南冠草》；前后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些剧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聂政、聂荧与侠累、韩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婵娟与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与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与洪承畴，《高渐离》中的高渐离与秦始皇，《孔雀胆》中的段功与车力特穆尔等。在这些人物的剧烈冲突当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来侵略者、本国反动统治者和叛徒汉奸等形形色色丑类的本质，无情地鞭挞了他们贪婪狡诈、专横凶残、卑鄙无耻、自私自利的龌龊灵魂；一方面深刻发掘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英雄义士的高风亮节，热情地赞扬了他们爱国爱民、忠贞刚直、见义勇为、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等高尚品德。与黑暗反动势力坚持进行顽强的不妥协的斗争，是贯穿这些剧本的一个共同的基本精神；反对侵略、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主张坚持节操，是这些剧本从不同角度所表现的共同主题。作者所展示的这一幕幕历史悲剧，与眼前现实是那么相似，因而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大大鼓舞了人们反对国民党反共投降政策、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意志，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暴政，推动了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同志当时曾赞许地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注：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不少创新，比他早期的历史剧增多了现实主义成分，却又充分显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譬如，作者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对有关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当时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等，都有真切的了解；但在具体进行创作的时候，并不象过去某些历史剧作者那样拘泥于史料。他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失事求似”（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1942年5月8日作，收入《沸羹集》）地大胆进行构思，使全剧的结构，人物的刻划，情节的演变，文辞的锤炼，浑然自成一个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体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再譬如，在这些剧作中，作者结合情节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插入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由主人公朗诵，或由群众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斓，使全剧充满着浓郁的诗意。这也是过去一般历史剧以及话剧所不曾有的风格。
《屈原》，是郭沫若这时期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对交上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乘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注：鲁迅：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收于《鲁迅书信集》上卷））；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创作家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中原，实行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于促进新兴的封建主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