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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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可以说，从有益于“人生”出发，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注：参阅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这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所共有的基本态度。他们肯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注：《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5月25日），不承认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的观点（注：郎损（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势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创作也大多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出现不少所谓“问题小说”。至于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会员们的意见却并不一致。部分成员抽象强调文学的“美”和“真”；即如提倡“血和泪的文学”（注：西谛（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号，1921年6月30日。）的郑振铎，在反对借文学“阐道翼教”的封建观念的同时，也有“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注：《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的说法。但就当时以写批评论文为主要任务的沈雁冰来说，却是比较明确地鼓吹着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苦痛”以及新旧两代的思想上的冲突（注：郎损：《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正是从这种主张出发，有些成员后来在“五卅”革命高潮推动下，更进一步接受了建立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揭起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譬如讲佘山必须至少去过一次，必不能放无的之矢”（注：沈雁冰：《什么是文学》，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但是由于受到近代欧洲文艺思潮的影响，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他们的理论中也杂有自然主义的成分，并且把自然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最新发展来加以提倡（如《文学与人生》、《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为了推进新文学的创作，文学研究会十分注重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而这种介绍，也是和他们整个文学主张相一致的。沈雁冰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说：“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艺术是最高的实体，人生不过是装饰’的思想，不能不说它是和现代精神相反；诸如此类的著作，我们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所以介绍时的选择是第一应得注意的。”本着这种精神，文学研究会着重翻译俄国（以及苏俄）、法国及北欧、东欧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同时也从笼统的“为人生”思想出发，介绍了阿志跋绥夫、安特列夫诸人不满现实但具有明显悲观颓废甚至反动倾向的作品）。《小说月报》曾经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特号、《法国文学研究》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此外还分别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刊。该刊在十二卷一号的《改革宣言》中早就表示：“同人以为写实主义（文学）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可以看出，后来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正是沿着这一方向来实践的。
实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则一开始就表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他们并不象文学研究会那样在艺术究竟“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争论中明确地站在人生派一边。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一文认为：“这种争论也不是决不可以避开的。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那么艺术与人生便两方都不能干涉我们，而我们的创作便可以不至为它们的奴隶。”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编辑余谈》中也说：“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可以看出，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这正是初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们企图用来统一“人生”与“艺术”两派矛盾的主要依据。与此有关，他们崇“天才”，重“神会”，讲求文学的“全”与“美”，宣传过艺术“无目的”论，这些自然表明他们确曾受过“艺术至上”思潮的影响（作为封建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对立物，这种思潮最初在文艺青年中流行原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现实生活毕竟没有为他们准备下“象牙之塔”。他们在提出“文学本身的使命”之前，仍然首先十分强调文学“对于时代的使命”，主张对旧社会“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注：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生”（注：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他们认为“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而所谓“内心的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时代的战士的要求。这些理论主张自然是含混而充满着矛盾的，但也恰好表现了当时一些具有革命要求而思想不免有些朦胧的小资产阶级文艺青年的特点。正是从强调“内心的要求”和尊重自我出发，创造社作家形成了自己的浪漫主义倾向。作为创造社成员之一的郑伯奇说过：“创造社的作家倾向到浪漫主义和这一系统的思想并不是没有缘故的。第一，他们都是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国内国外所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种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空虚。未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既回国以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便是这个道理。第三，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长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也使他们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创造社成员在外国文学家和哲学家中，喜爱歌德、海涅、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雨果、罗曼罗兰、泰戈尔、王尔德，以至斯宾诺沙、尼采、柏格森；他们着重翻译介绍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同时也介绍过一些象征派、表现派、未来派的杂质；他们还在反对自然主义的时候用了“庸俗的写实主义”的口号，在具体论述中贬低了现实主义的意义。——所有这些，也都和他们强调自我、尊重主观的思想倾向有关。创造社在其成立前后和文学研究会就创作与翻译、文艺批评等问题发生过争论，这除去门户之见以外，实在也反映了两种文艺思潮和倾向的差异。但两个团体在反对封建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方面。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共同对当时文艺领域的反动倾向进行了斗争。随着革命现实的发展，后期创造社转而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在这点上，文学研究会一部分成员则又和他们殊途而同归了。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外的一些重要团体，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其中就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而论，大致又可分出接近于文学研究会或接近于创造社的两类：语丝社、未名社同文学研究会的倾向颇为相似，而南国、弥洒、沉钟等社团则不同程度地受有创造社的影响。
语丝社是原先和《晨报副刊》有密切关系的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在该刊被研究系加紧控制的情况下另行组织的团体。虽然没有独自的文学主张，但它所进行的许多文学活动对新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周刊《语丝》，多载杂文、散文，从事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一种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对以后的散文产生了影响。除了部分提倡个人趣味的小品之外，《语丝》总的倾向是健康的。在和封建势力和买办文人所作的斗争中，以鲁迅为首的语丝社成员，发挥出较强的战斗作用，表现了《发刊词》所声称的那种“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的精神。在介绍外国民间文学和讽刺幽默文学方面，《语丝》也做过若干切实的工作。未名社的活动者则多为青年。其刊物《莽原》（后来是《未名》），以“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注：鲁迅为《莽原》周刊所拟的出版预告，见1925年4月21日北京《京报》广告栏）为主旨，在抗击旧势力方面显得比《语丝》更为急进；与青年学生运动的联系也较为密切（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斗争在刊物上均有较多的反映）；还发表不少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未名社特别注重介绍俄国文学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其中因翻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而产生过不良影响，但在介绍外国进步文学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为借取战胜恶势力的精神力量，《莽原》还以专号介绍罗曼罗兰，也宣传过尼采的超人思想。正象罗曼罗兰所呼号的：“世界闷死了。——开窗吧！放进自由的空气来吧！来呼吸英雄的气息吧！”他们在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