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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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比较饱满,有激愤的抗议,也有忧伤的沉思。由于诗作大多能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这大背景下落笔,所以富有时代气息,表现了较强的政治性。一九四一年写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具有代表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歌颂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幸福的生活和胜利的斗争,并从中向往着苦难中国的光明前景:“在法西斯压榨下的,喘不过气来的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你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希望和信心……你和我离开得这样远,可是我——朝朝夜夜将你思量。你的心,我的心,一样向着太阳!”作者这一时期创作中,已出现少数政治讽刺诗。这方面的才能在他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作的《马凡陀的山歌》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些青年诗人和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原名才春嘎,1914—1973)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他的诗在蒙族人民中较有影响,曾出版诗集《知己的心》、日记体散文《沙原,我的故乡》等。他不满黑暗的现实,渴求民族的富强,但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朝鲜族诗人李旭,也是在抗战初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的。维吾尔族青年诗人黎·穆塔里夫,尤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黎·穆塔里夫(1922—1945)是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是抗战时期维族进步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在一九三七年抗日热潮中开始文学创作,以全部热情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各民族的团结,歌颂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猛烈抨击日寇、汉奸和民族分裂主义者,遭到反动当局杀害。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用血泪凝成的爱国诗篇。《中国》、《祖国至上,人民至上》以及散文诗《她的前途光明远大》等,充满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决心为祖国自由解放而战斗的激情。他在《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一九三八)一诗中,歌唱革命的人生和各民族的团结,向往祖国现代化的前景:“文化科学洋溢在祖国,被压迫者求知的欲望象浪涛般沸腾”,“处处都听到汽笛的轰鸣”和“飞机的歌唱”……。《斥民族主义者》引用民间谚语“离群的会被熊吃掉,散伙的会被狼咬死”,表示要用刀一样锋利的笔“戳破民族分裂主义者的眼睛”。诗人响亮地高呼:“让各个民族都携起手来,撒布团结的种子。黎·穆塔里夫的诗具有雄伟的气势和高昂的格调,《给岁月的答复》(一九四三)唱道:
战斗的人们追随着战斗的岁月,
一定会留下他战斗的子孙,
昨晚为幸福而牺牲的烈士墓前,
明天一定会布满悼念的花丛。
他以强烈的革命激情歌唱战斗的幸福,强调斗争的深远意义,这是对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崇高礼赞。除抒情诗外,他还创作了四幕诗剧《战斗的姑娘》,表现抗日游击队的战斗业绩,歌颂延安,歌颂毛泽东,歌颂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以热情的诗句抒发了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寇对汉奸的憎恨。由于受斗争环境和个人条件的限制,黎·穆塔里夫的作品有时显得不够凝炼,但许多作品都显示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他的作品当时在新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受到人民的喜爱和重视。
上面说到的诗人,只是在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方面成绩较显著的。除此这外,还有不少作者,也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鼓舞下拿起诗笔。如过去较多写小说的王统照,此时作诗集《江南曲》中的大部分,写祖国江南在侵略战火下的苦难。冯至在几乎十年很少写诗后的一九四一年,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一个责任”,作《十四行集》二十七首,抒写与自身“发生深切的关连”的人和事。卞之琳作《慰劳信集》二十首(后编入《十年诗草》中),与他过去诗作有很大不同,大多描写战争现实中的兵士和群众,他和冯至一样,都比较注意诗歌艺术的完整。戴望舒和徐迟等此时也都有诗作。
另外,一些团体、刊物等都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早在战前即积极从事诗歌运动的中国诗歌会,从抗战开始后更努力于诗歌的提倡和创作,蒲风、任钧等都写了不少诗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王亚平有诗集《红蔷薇》、《生活的谣曲》等,诗歌形式多样,有朗诵诗,叙事诗,也有抒情小诗,题材大多围绕战争生活,具有炽热的爱国之情。又如胡风主编的《七月》半月刊,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创刊后,坚持了较长的时间,成为抗战时期较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不少知名作者为刊物撰写作品,前面已提到的诗人中,也有一些人,特别象田间,在《七月》上发表了很多作品。胡风日后还曾编过《七月诗丛》,辑入一些较好的诗作。他本人也有少量诗歌创作。
第二节:艾青的作品
抗战开始,艾青满怀热情地寻求着光明,“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又从南部到西北部”(注:《艾青选集·自序》),终于找到了光明的所在——延安。这几年中,他一面不倦在寻求,一面辛勤地写下了大量诗歌。他的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深切的反映出抗战的时代精神;他的诗作,又表现了个人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才华。艾青,是抗战前期具有重大成就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就他的创作生活而说,却开始于更早的年代。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生于一九一年,自小在山区长大,接近劳苦人民,培养了对农村的深厚感情,这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基础。中学时代经受了大革命的风暴,阅读到唯物史观的书籍,启发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这种向往,经常闪耀在他以后的诗作中,并引导他走革命的路。他少年时就喜爱美术,初中毕业后曾到杭州西湖艺术学院攻读了几个月,又促成他于一九二九年去法国学习。他在美术方面的修养,有助于他诗歌风格的形成;他较多接触“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在法国又有机会阅读俄国、苏联的小说、诗歌和一些法文诗歌,这些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一九三二年,他在度过三年异国生活后,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五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作为鲁迅支持的美术团体“春地画会”的成员。但到七月,即同其他十几位青年美术工作者一起被诬,以“危害民国”,“颠覆政府”的罪名逮捕入狱,经受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
在法国,艾青开始写诗,但他早年重要诗歌大多写成于上海狱中。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收诗歌九首,它以深沉的感情和新颖的风格,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优秀的一首,作者以真挚虔诚的心,怀念和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大堰河,并为她受尽人间凌辱的悲苦命运抒发着愤懑和不平。诗中不仅对一个贫苦的劳动妇女充满了诚挚的同情,也对中国农村的遭遇寄予深沉的关切。农村的生活正在激变,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早已起了变化,对于出身的地主家庭,他如“新客”那样隔膜,而对于农村的受苦人,大堰河的儿子,却“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作者的国外生活,也在诗集中留下了纪录。《马赛》、《巴黎》等诗,虽也略带依恋,更主要的却是充满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揭露和诅咒。
《大堰河》诗集中所表现的对于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发自内心的亲近他们的要求,以及对于剥削阶级的憎恶和决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等等,正可以说是作者过往生活和感情的总结,也是诗人新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道路的起点。如同生活道路是艰辛而不平坦的一样,作者并没有为自己的创作安排下恬适的途径。在那“芦笛也是禁物”(注:《大堰河·芦笛》)的黑暗环境中,他给自己的诗歌定下的最初的基调,便是“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注:《大堰河·大堰河——我的保姆》)。几年后,作者曾这样谈起那些年代的诗歌创作:“一些诗人是更英勇地投身到革命生活中去,在时代之阴暗的底层与坚苦的斗争中从事创作,他们的最高要求,就在如何能更真实地反映出今日中国的黑暗的现实。”(注:《诗论·诗与时代》)作者的诗集《大堰河》以及他日后的创作,也正是这样的。
艾青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狱到抗战前夜所写诗歌,见于《旷野》诗集中的《马槽集》,这是所谓“密云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氛。部分诗歌进一步反映了农村人民愈益痛苦的生活,并且预示着斗争的来到。而更多的诗歌却是充满了希望,表现出对于光明的向往与追求。作者歌颂太阳(注:《马槽·太阳》,收入《旷野》),期待黎明(注:《马槽·黎明》,收入《旷野》),相信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春天(注:《马槽·春天》,收入《旷野》),更深情地表露自己的坚信与愿望:“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注:《马槽·太阳》,收入《旷野》),愿为胜利的欢笑而牺牲(注:《马槽·笑》,收入《旷野》),并呼唤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注:《马槽·煤的对话》,收入《旷野》)。这种不倦的追求,成为作者以后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特点。
抗战爆发了。作者“拂去往日的忧郁”,迎着“明朗的天空”(注:《北方·复活的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的道路。遍及半个中国的行踪,使他扩大了现实的视野,更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同时促成了创作激情的高涨。在抗战前期的几年内,他的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重要的进展,《北方》、《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旷野》、《黎明的通知》、《火把》、《溃灭》、《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等诗集,是作者本人、也是我国抗战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