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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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劳苦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主要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
街头诗运动与朗诵诗运动有所不同。街头诗也称传单诗、墙头诗、岩头诗等，顾名思义，这些诗歌写出来后，或在街头、岩石上张贴，或印成传单散发，是一种紧密配合当前斗争，比较直接地发挥宣传教育作用的诗的战斗形式。因此作为一个运动，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环境里，必然会受到各种阻力，无法广泛地开展；街头诗运动主要的是在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里流行。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被当时在延安的诗人称为“街头诗运动日”，在延安的大街小巷，墙头和城墙上，张贴起街头诗。《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号召人们“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认为街头诗运动“是使诗歌服务抗战，创造大众诗歌的一条大道”（田间：《延安的街头诗运动》，见诗集《给战斗者》，1979年版）。稍后，在一些抗日民主根据地，街头诗运动也渐次得到展开。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在许多群众集会上，都散发着红红绿绿的诗传单，在对敌人展开的政治攻势中，也有用诗传单形式制成的宣传品”（注：魏巍：《〈晋察冀诗抄〉序》，见《晋察冀诗抄》1959年版）。街头诗的作者，也不限于诗人，“在冀中某些地区，已经有群众自己创作的街头诗出现”（注：魏巍：《〈晋察冀诗抄〉序》，见《晋察冀诗抄》1959年版），形成了比较广泛的运动。
写街头诗、传单诗比较活跃的作者有田间、邵子南、史轮等。田间从延安到晋察冀，一直是街头诗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这时期写的街头诗，象《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毛泽东同志》、《义勇军》、《呵，游击司令》、《给饲养员》、《我是庄稼汉》等，诗行简短，寓意深长，在朴素的诗句里，充满着火热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爱憎感情。《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一首与道：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全诗直捷有力，深刻含蓄，发人深思，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忍受屈辱的奴隶被敌人杀死，还是作为一个战斗者在血火中寻求自由和生存？这些诗篇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带有强烈的政治鼓动性。邵子南的《花》和《告诗人》，深刻地发掘了生活中平凡事物的崇高意义，用真挚朴实的诗句，留给人们美好的记忆。晋察冀的许多诗人，象史轮、商展思、张克夫、张庆云等，这时期都写了不少街头诗。史轮写在从甘谷驿到清涧的岩石上的一首是这样的：
在抗战里，
我们将损失什么？
那就是——
武器上的锈，
民族的灾难，
和懒骨头！
这类街头诗的共同特点是：都是战斗生活中的产物，感情饱满，语言明快，风格淳朴。皖南事变前后，国统区的诗歌工作者，也曾经力图推动街头诗运动，在重庆一度也出现过街头诗、传单诗活动，但由于政治环境不同，它始终未能形成比较广泛的运动。
由于宣传抗日与动员群众的需要，通俗文学的创作在抗战初期十分活跃。承接着战前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和实践，抗战爆发后，文艺通俗化的问题一开始就受到重视，特别是在创作上，比较战前有了更多实践的机会。这时期通俗文学的创作，主要是利用旧形式，即所谓旧瓶装新酒；几乎所有主要的旧形式，都被利用来反映抗日的内容，从小调、大鼓、皮簧、相声、快板、评书、演义，到山歌、小曲、数来宝、金钱板，以及各种地方戏曲等，范围十分广泛。出现了一批专门登载通俗文学的报刊，如武汉的《抗到底》、《七日报》、《大众报》，成都的《星芒报》、《通俗文艺五日刊》等，成立了一些提倡通俗文学的社团。通俗的大众读物广为流行。“文协”曾经发出征求通俗文学一百种的号召，大力推动通俗文学的创作。通俗文艺的作者除了专业作家，还包括大批的戏曲工作者和民间艺人。很多作家在抗战初期都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创作，老舍在这方面的努力尤为突出；收在《三四一》一书里的是他这时期主要的通俗文艺作品。他的《王小赶驴》，利用民间文艺活泼诙谐的特点，与抗日的内容相结合，作了比较成功的尝试。他还利用数来宝、河南坠子等形式创作通俗文艺。三十年代就开始创作大众小说的欧阳山，这时期又结合抗日的内容，以新的大众小说的形式写了《战果》。张天翼、艾芜、沙汀集体创作的《芦沟桥演义》，是运用章回体写的通俗小说。同样用章回体写成的，还有谷斯范的《新水浒》。田汉运用地方戏剧形式，写了皮簧戏《新雁门关》，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夏蔡的《改良拾黄金》，用京剧“化子拾金”形式，宣传抗日内容；舞台上始终只有一个演员，但由于角色本身幽默机智的形象，丰富生动的语言，在当时受到很大的欢迎。赵景深、包天笑也努力于进步的通俗文艺的创作，赵景深的《平型关》，歌颂了八路军在平型关的胜利。抗战初期在各个民主根据地也比较重视通俗文艺创作。从延安奔赴前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广泛地利用旧形式，进行抗日的文艺宣传，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关于旧形式要批判地继承的经验总结，与他们的创作实践大致上是相合的。在晋察冀根据地，河南坠子、大鼓书、小故事、双簧一类的作品也很风行，其中象鼓词《南关战斗》、《王小三卖驴从军记》，河南坠子《打倒卖国贼汪精卫》，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通俗文艺作品。高鸿（高长虹）的长篇通俗小说《遗毒记》，曾在《文化动员》上连载，受到好评。抗战初期大量出现的通俗文艺，对于宣传抗日、教育民众，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当他们进一步与群众接触时，它们本身的缺点和不足，也更为明显地暴露出来。由于对旧形式的利用缺乏明确的认识，往往无批判地接受，或仅仅当作一种宣传抗日的应急手段，并非从文艺大众化的根本方向上来进行创作实践；加上对旧形式本身的生疏，因此，不少通俗文艺作品中出现了生搬硬套、概念化和公式化，甚至无聊庸俗的现象。但是，它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大众化的又一次范围空前广泛的创作实践，对于推动现代文学史上长期面临的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解决，无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抗战初期大量涌现的小型抗日作品，发扬了文艺为革命服务的传统，具有短小、通俗、题材集中、形式多样、与现实斗争联系紧密等特点，在宣传抗日、动员群众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对文艺反映抗日的迫切要求。抗战初期轰轰烈的时代气氛和乐观昂扬的精神面貌，在这些作品里得到强烈而鲜明的反映。但就作品本身来说，它们大多是急就章，作家既缺少深入的生活实践，作品也没有经过多少艺术加工；因此往往热情有余，深刻不足，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十分可贵，而反映现实的深度较差。对于新形式的探索与运用，或浅尝即止，成果未著，——象街头诗、朗诵诗运动和街头剧；或徘徊踌躇，方向不定，——象通俗文艺创作。因此，真正内容充实，热情饱满，艺术上比较成功的作品并不多见。在宣传与艺术的关系上，往往单纯地考虑宣传上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艺反映生活的规律，因此，比较普遍地存在公式化的倾向，其中尤以戏剧与通俗文艺比较突出。公式化倾向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作家对抗日的现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与实践，同时也与作家思想意识上存在的弱点，客观的战争环境的限制，以及文艺理论上某些模糊的认识分不开。抗战初期小型作品中的公式化倾向，也与现代文学史上几度出现的公式化倾向相似，都是急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不应当忽视，也不应当苛求，而应成为我们总结文学发展经验、探索文学繁荣规律的良好材料。
第三节：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在抗战新形势下的一个发展。其中心是要解决新文学如何与本民族的特点亦即如何与群众更好地结合起来的问题。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作家深入生活，“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潮流中，由于宣传抗日与动员群众的需要，文艺的大从化，利用旧形式等，受到广泛的重视。作家为了使文艺创作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新的尝试，涌现出一大批形式短小、内容通俗的抗日作品，利用旧形式的通俗文艺创作十分风行。但在利用旧形式的过程中，有不少作品往往生搬硬套，甚至无批判地接受其中落后和庸俗的东西，或者将旧形式和新内容作了极不调和的结合。抗战初期曾经致力于通俗文艺的提倡，并作出一定成绩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在他们的创他与理论上都存在着上述的偏差。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武汉《新华日报》，曾经针对这类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盲目地来采用旧形式”，结果反而会被“旧形式所利用”，出现“开倒车”（注：阿恸：《关于利用旧形式问题》，载武汉《新华日报》，1938年5月29日）的现象。
在创作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错误倾向，说明迫切地需要在理论上解决如何继承民族遗产，适应群众爱好的问题。因此，在进行创作实践的同时，展开了关于文艺大众化和利用旧形式的讨论。向林冰在抗战爆发前后，关于“旧瓶装新酒”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张“将新内容尽可能的装进或增入旧形式中”（注：向林冰：《再答“旧瓶装新酒”怀疑论者》，载《通俗读物论文集》第56页），认为“如果不于旧形式运用中而于旧形式之外，企图孤立的创造一种新形式，这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