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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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官”和“子民”的称谓，形象地反映出我国古代的“官民关系”。当官的只对上负责，小民们只能仰其鼻息。这种封建特权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流毒不减。它在立法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只重视设定公民责任，不重视设定政府责任：“治民”的法多，“治官”的法少。
在古代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与农民的关系同样密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专制皇权的影响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死存亡。
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是建立在对小农的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之上的。古代中国，人民的生计，国家的财用，一切都寄托于土地之上，一切地主官僚以至整个专制国家机构，都是农民的劳动，土地的收获来供养的。
国家对农民的控制与干预，首先表现在国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束缚农民于土地之上。政治权力对农民的控制干预，还表现在为国家对小农家庭形态的干预上，在政治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掌握权力的国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农民的家庭形态及农民家庭的人口再生产。
一个人有机会从政，本身就有一种巨大的荣誉在其中，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价值观如何不同，从政都是地位显赫，令人向往的事情，即便是经济状况再差的地区，也绝不缺少从政的人。所以在西方社会，从来就不让从政的人在经济上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从政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监督，从政的人没有特权，甚至连普通公民一样的隐私和自由都没有，这样才能使从政的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从而也平衡了没有机会去从政的人的心态。
对官员的社会评议制度的实行，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民意与官员的去留直接挂钩，对官员无疑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考核官员应该上级考评与公众测评相结合，过去考核干部主要是上级领导说了算，现在逐渐转向主要是公众说了算。
客观地说，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质量是不低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质量近年来明显下降和衰退，执政能力下滑，主要表现为党和政府官员腐败，由此引发官民矛盾。官民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处理和解决这个矛盾是执政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提高执政能力要有明确的标准，如果党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谈提高执政能力就是空话，就会在人民中失去信誉。人民对党丧失信心，党的执政能力必然下降。
如何解决腐败问题？从学理上说，政府腐败是世界上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之一，理论脉络非常清楚，就是分权制衡，建立法治；从经验上说，大国、小国、富国、穷国，都有在一夜之间把腐败控制住的历史经验，具体办法丰富多样。但是，从现实来说，治理腐败却相当困难，难在一些党的高级官员腐败了，其他人投鼠忌器，不敢下大决心。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对腐败的容忍，不仅是对人民福利的伤害，也是对党的自身利益的伤害。
论到官民矛盾，中国的传统思维非常好，“治吏不治民”。治好官，把坏官拿下，何愁人民犯上作乱？今天治官要用法治的办法，分权制衡，违法必纠。法治和法律不是一回事。法的内容分左右，法治不分左右，法治是使法律“顶用”的办法，核心是分权制衡。执政的人，权力相互制衡，法的权威才能上升。
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都关心政治？百姓自然是可以议政的，但百姓普遍地热中于议政，也未必是值得赞扬的事情。
造成百姓普遍议政的社会现象，主要原因是：
一是中国历史遗产的影响。王朝的一举一动对老百姓的生计有很大影响，小百姓自然也关心政治事物。
二是中国有所谓“有教无类”的传统，小百姓可能识文断字，可能通过考场获得功名，由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这也使得关心国家事务在利益上有了必要性。
三是中国社会的分工水平不高，相应地“政治”这个东西的专业化水平也不高。如果政治活动有高度的专业化，而且老百姓对从事专业政治活动的人士比较放心，那老百姓也可能不会太关注政治——政治的专业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垄断，虽然政治世家的子女会受到父母的影响，从事政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在传统社会，政治是垄断的，老百姓不放心，于是大家都要关心政治。
专业化的政治也不意味着政治家不做错事，但因为近代政治家发明了不少有利于减少错误的政治制度，结果就比垄断政治要好了不少。总之，只要政治活动的规则能让老百姓比较放心，老百姓也未必一定要热情关心政治。在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件事情的专业化运作总比一群人盲目乱干要有效率。
政治自身的职能过于沉重，也会导致人们过于关心政治。政治这个东西不过是为大众提供一种公共服务。而且不应该是全部公共服务。如果政治家的目标定得很高，想解决老百姓的一切问题，那就麻烦了；这样就会让政治家自己感觉很紧张，而老百姓也会把自己的一切问题都推给政治家去解决。每当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好，老百姓自然会归罪于政治家。
所以，政治活动的规模不能太大，目标不能太高；如果太大、太高，政治家就难以驾御政治机器的运行，调整起来也很麻烦。
百姓议政这种现象并非具有必然性，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存在误区，以为大家关心国家大事总是好事，其实不一定。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可能意味着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之下，即使处于民主制度下，这种情况都值得警惕。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为官者“能上不能下”成为中国“官场文化”的核心内容。一些官员尽管因工作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却喜欢赖在位子上静观其变，极少有引咎辞职或者集体下课。有的责任官员即使受到“组织处理”，也多为平级调动，换个位子而已。由于级别未变，待遇无损，不少不合格官员因此成了官场“不倒翁”“老油条”。
站在机关门口往里看，里面全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宣判，保证不会出冤案。
在当今中国，“黑乌鸦”心态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天下乌鸦一般黑，不黑就是假的、是装出来的，黑是铁律。当社会形成一种无官不贪的“黑乌鸦”心态之后，于官而言，大家都贪，我为什么不贪？我不贪人家也不信，不如贪污算了；于群众而言，是官都贪，廉洁要么是做做样子，要么就是没有油水可捞。当了官就是要发财，没有发财就是没有本事。办事就是要送礼，没有不送礼能办成事情的。
“黑乌鸦”心态是群体心理经过外部物象不断刺激与强化的结果，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完成，它就会侵入我们生活之中，使得一切主流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都在这种文化的遮蔽下难以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难以建立。当这种心态成为社会意识的时候，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黑成了乌鸦的宿命，黑成为乌鸦们强烈的心理暗示，暗示它们只能按黑的思维去行事；黑也成为集体无意识，任何想白起来的乌鸦都将受到群体的孤立甚至攻击，最后这只乌鸦要么被染黑，要么被驱逐出圈子。
现如今好象大伙都在骂当官的，但一到各自的实际生活中，可以说没有谁不是在围着当官的转，也很少有人不是去哄着当官的、宠着当官的、媚着当官的，同时也拼命地利用着当官的；实际上广大群众也都跟着在腐败，大的大捞，小的小捞。
在我们社会 中，没有一个法条是在强硬地保障和保护上级与普通民众可以对当官的说“不”字的。没有这样的保护和保障，谁敢于说不字？谁又敢不下跪？一旦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可以“无所不为”的以后，离“为所欲为”就只有一步之差了。
人不能当官，人一当官，好多事情就由不得自己的良心了。
对于一个从政的人来说，你的人生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你的官运如何。有人碌碌无为却能平步青云，有的人才能卓越却终不得志，也有人糊里糊涂得到升迁。你不服也得服。
老百姓说：我们的好多干部因为无知而无谓，因为无谓而无耻，因为无耻而无赖。
有人抱怨中国的官越来越不好当，这是好事情。现在不是不好当，而是太好当了。
官与民结怨是官场中的大忌。民是一无官，二是无权，他没有什么可顾忌的，民要和官较起真来，当官的决没有好果子吃。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
中国有句老话：“官不管，民管；民不管，贼管；贼不管，匪管。”
有些事情是把双刃剑，伤了对方，也会伤了自己。民不与官斗，民斗不过官，这是千古传下的规则。
学者吴思在《命价考略》一文中说：有一条无形的社会底线，一旦突破就会流血，大规模突破，大规模流血。生存在血线之下的集团就是搏命集团。血线防护的缺失，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同样也难以划分清楚。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就记录了灾民和土匪的故事：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这就是“搏命集团”，这个集团的特征是以命换物；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者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贬低人类之最要，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
刁民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
从儒家的治国理论到圣旨到中央政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