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2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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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绩工程”有一条规律：凡是贪官就必有一项或者多项与“政绩”完全无关的“工程”，它们的特征是：一是主事者的动机或是升官、或是捞钱、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二是没有一项是国计民生所需要的，都是损公肥私的骗局；三是大规模、大投入，外带大吹大擂；四是昙花一现，极其短命的。他们搞的是升官工程、贪污工程、伤天害理工程、乌纱帽工程。
贪官通常都有优异的政绩。
人们一直有把“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混为一谈的倾向。实际上“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人们在说“形象工程”的时候，标准是混乱的、不清晰的。我们看到、听到的“形象工程”往往多在贫困或者不富裕的地方出现，好象富裕地区没有“形象工程”问题。但“形象工程”到底是指超出财力的建设，还是指超出必要的建设？如果所有超出财力的建设就算是“形象工程”，那么贫困地区为了解决发展必需而“集中精力办大事”又该如何理解？富裕地区超出必要的建设也不少，而且往往成了引人赞叹的成就标志。这又使人觉得一种建设算不算“形象工程”，重点不在于建设是否超出必要，而取决于财力是否足够。
如果说“政绩工程”以大大小小的私利而否定了自身的合理性，那么“形象工程”的不合理，不在于出发点上的自私，而在于内在逻辑的败坏。“形象工程”作为一种“为民众谋利益”的建设而出马，但设想的逻辑是民众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何方，因此哪怕受到民众的反对也在所不惜。“形象工程”设想中的民众是一帮没有能力看到自己利益的愚民，必须由智慧的领导来安排命运。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程的“出发点”如何，而在于不受欢迎的建设为什么能够上马，政府为何成为形象工程的提款机，社会何以成为权力者随意取予的对象。在这里，民意成了一个虚拟概念，被视为愚民的民众并没有进入决策过程，民意代表集聚的权力机关成了“形象工程”的全力配合者。“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实质是民意不能决定决策结果。社会权力的专断内在地决定了“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产生，所以真正的问题并非怎样制止“形象工程”，而是怎样制止社会权力的专断。
李瑞环说：“政绩还是要讲的，因为政绩是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政绩工程’是不能搞的，因为‘政绩工程’沽名钓誉、华而不实，有些甚至用老百姓的救命钱往自己脸上贴。”
经济快速增长本来是好事，但前提一定是要健康稳定，而且必须谨慎对待可能影响经济稳定的诸多因素，尤其是过快增长引发的不稳定可能性。日前国务院提醒说，影响我国经济稳定的六个体制性因素之一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还不适应经济领域的改革，导致增长速度攀比和数量扩张的冲动。”可以看出，尽管宏观调控力度不小，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居高不下，与政治领域的改革缓慢不无关系。
我国经济波动的“政治周期效应”十分明显，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高峰，往往正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时间。现行干部选拔、考核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都存在明显缺陷，对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机制也很薄弱。在领导干部新旧更替前后，为了凸显近期的经济效益，急于树立政绩，往往新官上任三把火，制造形式上的眼球经济，而规模扩张和追求数量与速度的增加则往往是优先考虑的方式，但由此造成的经济后遗症就很难避免。由此看来，经济的过快增长，投资的盲目增加，项目的混乱审批等不良经济现象的背后，更多的是不良的政治诱因和政治动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干部选拔和政绩考核体制的弊端。
政治文明，说到底是政府文明，政府文明说到底是政务文明，政务文明最终要公务员文明来体现。从此逻辑出发，政治改革说到底是改革政府，改革政府就是要提高政务质量和效率，最终还得通过改革公务员制度来实现。说到底，就是政府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就是如何更加科学公正地考核、选拔、监督和奖惩政府官员。
实际上，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几乎每次经济变革要么是政治改革带动或者推动的，要么是伴随着政治改革，要么是政治改革随之而来。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构成了互生互动的有机关系。政治改革过快过早或者过晚过慢，都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改革，从而使政治生态与经济生态环境不能和谐，都会影响到就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考察我们的政治改革，对领导干部人事的调整在现实中远远多于人事制度的改革，比如出现一些奖励起不到正激励，处罚起不到反激励的人事安排，人事制度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还远未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试图通过在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加入更多的指数，以约束官员施政行为的设想，未免过于理想化。因为官员们明白，真正能够让自己引起“上边”注意、获得提拔机会的，归根到底是本地的财政收入状况和本地GDP增长率。至于其他指标，加入得越多，其对官员的约束力就越小，甚至官员们都未必记得那么多一票否决都是些什么内容。
官员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长，为此不惜牺牲地方的生态、环境、人文，不惜漠视民众的利益，这种扭曲的官员行为模式确实应当加以改变。但假如各级政府以这些缺乏足够科学依据的统计结果来考核自己的下属官员政绩，是否足以让官员们心服口服。
事实上，试图通过增加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数量来改变官员的行为模式，乃是试图以技术手段纠正制度缺陷导致的问题。
崇拜指数，崇拜客观、量化的指标，恰恰是这种政绩考核模式导致官员的施政行为的扭曲的原因。官员政绩考核之所以离不开这种数字，是因为官员的政绩是自上而下进行考核的。上级政府对于官员施政的后果无法感同身受，自然需要某个客观的、量化的指标对下级官员的政绩进行评估、考核。在这种考核体系下，官员孜孜以求的是上级政府最看重的那个指标本身，而不管指标背后的实质。当上级政府青睐GDP指标的时候，官员们就采取各种办法让GDP数字膨胀，包括造假，而不管这种增长是否改进了民众福利。现在。上级政府准备用一些指标来考核增长的质量，各级官员也完全可以把那些数据做得非常漂亮，至于污染是否真正的减少了，民众是否真正幸福，只有当地百姓才最有发言权。
假如由民众对官员政绩进行考核，还需要这类貌似客观的指标吗？官员政绩考核体系需要改变变革，把考核主体由上级政府变为本地百姓。不如此，只是不断在现有考核体系中添枝加叶，尤其是把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指标加入，只能使官员的施政行为扭曲得越来越严重。
经济学需要数字，政府管理也需要数字，但一些部门形成了数字攀比之风。在盲目追求政绩的大环境下，GDP成了考核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贫困县同时是先进县，优秀企业很快变成破产企业。这些都是数字打造出来的“怪物”。
经济学没有数字是不行的，数字对经济学重要，对政府更重要。数字是政府政绩的体现。并且，数字总是人做出来的。玩数字游戏是一些人为官之道的“必修课”。有的人天生就深谙此道，自然就会为官。不知情的人以为他们的运气好，甚至认为他们有能力，其实大不然。
最有意思的是，每逢一个地方主要领导干部调整，数字的起伏往往都是很大的。老同志退下去之前，总是要表现出自己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所以数字都比较好看；而新同志上任之后，要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所以数字总是比较难看的。于是，对主要干部的任免，学问就大了。主要看是什么时候任免他们，一般来说，在上半年调整主要领导，当年的经济数字都是不好看的，因为不好看的数字是前任的责任，越不好看的数字，越说明前任的糟糕。而在年底调整主要领导，数字往往比较稳定，因为当年的数字基本上无法动了，而来年的数字如何是自己的政绩，所以起伏相对小一些。
把前任的数字“水分”挤干，把“问题”暴露够，然后自己再来一个“迅速扭转局面”。到他自己离任时，有的继任者往往也会如法炮制，数字从新一轮的“挤干”到新一轮的“发水”又同样出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任来了以后，往往再如法炮制，周而复始。新的数字游戏又开始了。
这样的事情，苦了老百姓。虚假的数字表现的是虚假的繁荣或者虚假的困难；苦了的是不知情的上级领导，他们赖以决策的基础和在此基础上进行指挥的数字是难于让他们实现正确的目标的；更录了的是经济研究人员，他们在那些不真实的数据的基础上搞出来的科研成果，怎么可能是科学的？
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效益的好坏、经济发展的走向、政治对经济如何进行调控、需要在什么时候出台什么政策，都需要依据准确的数字做出判断。而政府对经济调控的灵敏程度，又需要及时的数字来表明。
统计局是政府的权威部门，它所发布的数字就是历史，也是政府指挥经济活动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统计局应该是政府的一个参谋机构，它不仅要将已经发生的情况如实报告政府，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做出判断，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
在计划经济和“官本位”的年代，数字服务于政绩。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倒不知道怎么统计数字。虽然有统计法，但统计法本身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