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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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当时还没人知道它，这种病毒已向南方扎伊尔的首都进军了。比利时一位修女的血液中带有这种病毒。曾经在扬布库一家医院工作的迈里安（Myriam）修女住入金沙萨的恩加利马医院（Ngaliema　Hospital），看护她的是一位名叫马英嘉（Mayinga）的护士，非洲人。不久，马英嘉也开始出现了早期症状：发烧、头疼、精神欠爽。她曾经看见过这种疾病，又听说过内地有关该病的可怕故事，她惊恐万状，这是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她心神错乱，惶惶不安，在金沙萨市内到处乱走，寻找医生，又到急诊室去求医，却不敢面对可怕的现实，只盼望医生告诉她没事，不过是疟疾，别担心。由于她出入于候诊室和门诊部，她就冒着将此病毒传染给周围人们的危险。对此她很少懂得。身上的症候使她坐卧不安。她的情况越来越糟。
　　人们不知道她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头疼？发烧？吞咽越来越困难？咽候后部剧烈疼痛？她被这一现实吓坏了，继续对自己否认得了这种病毒，但是又拼命地寻求得到确证，一个普通的解释。疟疾，一定是疟疾。人们总是害疟疾的。渐渐就痊愈了。
　　可是马英嘉得的并不是疟疾。
　　终于，她不能再走动了，住进恩加利马医院。她正是在这所医院里染上了这种病毒的。住院以后，她马上就成了医院工作忙乱的中心。医生们赶忙为她注入从得过玛尔伯格病、康复后病人身上取来的血浆，抱着一线希望，但愿能有一点疗效。凡在医院或市内任何地方与她接触过的人一律隔离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从她血液中分离出的病毒后来竟成了她对人类的遗赠。我们后来对此前所不明的病毒及其对人体影响的一切实际知识，都来源于她的血液。10月19日那天，当科学家们在亚特兰大和欧洲鉴定出这种病毒时，我正走出我在塞拉利昂乡间的往处，看见一辆货车停在附近，司机向我走来，问我知不知道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医生。我说我就是。
　　他递给我一封美国大使馆的信，说：“这是给你的。”正是我一直盼待的信息：WHO（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已得到扎伊尔政府准许去进行调查。给我的指令是立即前往金沙萨。我请司机把我给大使馆的回信带去，要求帮助安排一张机票。惊险的经历就要开始了。
　　卡尔，当然比我先走一步。他同“疾病控制中心”新近聘请的流行病学家乔尔·布雷门（Joel　Breman）一起已经到了扎伊尔了。他们在亚特兰大飞往金沙萨的班机上遇到一位后来在调查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比尔·克洛斯（Bill　Close），他是扎伊尔的，也可能是全非洲的，最大一所公立医院院长玛玛·那摸（Mama　yemo）医院的院长，身高大约五英尺半，脑袋又大又圆，身躯比较肥胖，精力旺盛，是个理想主义者，又富人道主义精神。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不停地抽烟。工作认真，从不懈怠。他讲法语像巴黎人，在某些场合他的用词带有一种急躁而又尖酸的语气，他是个空想家，60年代早期，扎伊尔独立之后不久掀起的道德振兴运动鼓舞他来到扎伊尔。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家庭迁人并定居于一个战争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尔不像绝大多数其他人那样。在他看来，扎伊尔正是空前的大好时机去实现他的理想，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直到今天他还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目标生活着工作着。比尔的激昂愿望是到一个战区中心地带旅行，看看自己能提供哪些帮助。当时矿藏丰富的加丹加省已经是个战区中心地了。他不卷人战事中的任何一边。这对于他是个精明的决策。他只对医疗受伤人员发生兴趣。在危险面前，比尔无畏地继续为病者和伤员做手术，有时在枪口下替士兵动手术，一般说来，我想他可能获得了比预期要多得多的兴奋和激励。那场冲突的确使他有机会遇到一位后来成为有用的朋友的人，就是雄心勃勃的蒙博托·塞思·塞科（Mobutu　hse　Seko）上校。蒙博托后来掌握了扎伊尔政权（迄今仍掌握着），起初是精明地、后来又结合残忍与贪婪来统治这个国家。然而后来事件证明，与蒙博托的结识不仅对比尔有利，世界卫生组织也获益良多。卡尔和乔尔认识到他们要把工作做好，有比尔的帮助情况就好得多。在那个文犊主义严重，任何事都难很快办成——或根本办不成——的国家，只要蒙博托一句后马上就成了，如果不顺从他的心意，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到了金沙萨后，卡尔率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成员留了下来，由乔尔带一个先遣小组前往北方几百英里以外的扬布库地区。长时间高速飞行后的疲劳尚未恢复，乔尔同他的从法国和扎伊尔来的同事们便立即登上另一架航机飞往内地去了。
　　他们一去就没有音信了，跟他们的一切联系全断了。
　　就在这时候，正当卡尔即将在金沙萨进行业务活动时，消息传来，说马英嘉已经死了。现在，无可讳言：那无名的疾病已经来到。很少人相信马英嘉只是唯一的一个遭难者。
　　所有这些，我全然不知，还在努力想法要从塞拉利昂前往金沙萨。这并不是简单容易办到的事。我冒险乘坐一架塞拉利昂的航机，避免坐那颠簸难受的八小时旅程的汽车，来到弗里敦。接着的问题是弗里敦还有没有飞机可乘。往来非洲，向最好的情况说，也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航班时间没有保证，常有意外情况。现在，我们如要从非洲这一国家到非洲另一国家，我们常常先绕道飞回欧洲，然后再从欧洲飞往，既方便，又舒服，且安全。我那次之行，则无此条件，时间太紧了。非洲客机的时间表，出名的不可靠。尼日利尼和加纳的两条航线被公认为非洲最可靠的了，也只是在适合他们的时候起飞，极少注意按时间表行事。在某机场肮脏的候机室里等上一整天，是稀松平常的事。使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很少几个非洲国家跟塞拉利昂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使获得必需的签证绝无可能。
　　即使直飞金沙萨的航班没有问题，我中途还得先在象牙海岸的阿比让（Abidjan），然后在喀麦隆（Cameroon）的杜阿拉（Douala）两地逗留。我没有这两个国家的签证。此外，还得在上述某一地方寻找过夜的住处，要当心我的轻便实验室的安全。这要靠我的机智以及海关官员的高兴。
　　阿比让的海关官员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到象牙海岸来有什么事？他问我。我试着说明：我只需为我自己和我的实验室找一个地方过夜。他又间：那么为什么没有签证呢？我编了一个表面上说得通的故事，告诉他在弗里敦无法搞到签证，因为象牙海岸在那里没有大使馆。我接着说明扎伊尔爆发了疫病，需要我马上到那里。这难道不好理解吗。原来他要小费，故意刁难。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不打算给他小费，尽管他的要求是在他的合法权利范围之内。我怀疑象牙海岸是否有人指望能这样通过美国移民局官员的检查。作为美国政府的官员，我从未想过采取贿赂这样容易而且惯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想这里是非洲，如果我不断地磨他，终归能使他让步，至少可以让我有张床过夜。最后他不再坚持了，但并不完全情愿。
　　“把你的护照交给我保管，”他坚决要求。
　　我不愿交出我的护照。美国护照是有价值的商品，非常值钱，如果交出了，那就做了一件极愚蠢的事。于是我拿出世界卫生组织发的疫菌往射黄卡代替护照递给了他。他仔细看了会儿，似乎考虑怎样处理它，最后拿定主意，认为这卡看起来真是正式官方的了，并且知道我在西非进一步旅行还会需要它，就耸耸肩、挥手让我过关了。
　　在喀麦隆我不得不重复了在阿比让经历的那一套。等我终于到达扎伊尔的首都时，已是10月23日了。那里的机场，跟我年轻时记忆的完全一样：贪污盛行，喧闹混乱，旅客像逃亡者似地在装备良好、训练很差的士兵造成的黑暗恐怖气氛中移动。虽然我没有到扎伊尔来的签证，但有一份世界卫生组织邀请我参加这里疫情调查的证明文件。但那不关紧要，我一说明此行的目的，便毫无阻拦。机场里人人都熟悉这里爆发的疫情，马英嘉之死人人更加知道。他们都不愿在办理手续上纠缠。唯一的障碍在于我带着轻便实验室通过海关。
　　海关官员见到我携带的东西，便对我说道：“Qu，est一ce一que　vous　pouvezfairepour　moi　aujourd'hui？”（“今天能替我做点什么吗？”）
　　他的暗示非常明白。我对他说，我的实验室对他没有用处，如果他要保存它过夜，等我从世界卫生组织找一位代表来取出它时，他的饭碗就要丢掉了。他有点垂头丧气，可是他知道他今天要特别发财的好梦和两杯特好的Simba啤酒全完了。只得放弃。
　　从海关出来，困乏，等待。卡尔派小组里的一个人来接我。我一坐进车内，他便说道，“坏消息。”
　　“疫情已在这里传播开来了，人们陷于一片惊慌，恩加利马医院已成了隔离医院。”接着他转过身来朝我惨然一笑。“欢迎您来到金沙萨，麦克科密克博士。”
　　战斗开始
　　通过了海关，三十分钟后我乘车穿过金沙萨拥挤的街道。自上次离开以来，此地竟破落到这等模样，使我惊愕不已。我没有发现明显的恐慌迹象，但是我确信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也许还不知道马英嘉这个名字，但他们一定全都听说过有关“扬布库一位护士”死亡的传说，它一定令人毛骨惊然。因为如果他们相信实际上市内任何人都能被愈染，那就会自然地怀疑每一个外来的陌生人有罪，直到这陌生人被证明为无辜。麻烦的是无法证明某人无辜。今天金沙萨有一个人死于这种病毒，而明天死的人数可能是十五到二十。没有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