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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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服用胶囊，两个病人仍恢复得不错。但另一件事情又让我们不安。奎达医院一位清洁工在清洗了那次手术后留下的沾满血迹的手术衣后，生病歇在家里，我马上想到了在尼日利亚的阿巴城，一次手术后，一个实习护士清洗手术室布帘时染上了病，做手术的两个外科医生死亡。
我们立即打电话给奎达医院，院长亲自找到了那名清洁工，同他乘机飞到卡拉奇，让他住进了阿格汗医院，安排在那两位外科医生对面的病房里。当我给他检查时，发现他居然跟另外一个病人住在一起，我立即进行了隔离。
不必询问病史，我一看就知道他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他已开始便血了，身上显出大块瘀斑——紫色的皮下渗血。我们立即给他服用了雷巴抗病毒素。
幸好我们及时地发现了他，用药后效果不错。病一好，他就离开了奎达医院，发誓再也不回这个危险的地方工作。不过，后来我们听说他又回到了那里，干着老本行。
杰米尔汗说：“我们能活过来简直不可思议。当时我们不仅出血，皮肤坏损，而且腹部与手臂都出现斑点。我们不敢上厕所，害怕便血导致大量失血死亡，也不敢刮胡子，连刷牙都害怕出血。足足两三天，我完全丧失了意识。我妹夫不时从深睡中把我弄醒，看我是否活着。当我发现脉搏每分钟只有五六十次时，我让医生给我做心电图。因为病毒可能会侵染心肌。我看到尿液变黄，担心并发黄疽。但费希尔博士安慰我们说因为没喝水所以尿液发黄。又一天我感到下腹疼痛，想起了那个死去的病人肿大发暗的肝脏，我们的肝也可能和他的一样。”
“七八天后，疼痛感消失了。费希尔博士身着便服走进病房。没穿白大褂，也没戴口罩。她同我们握手道喜，说：”你们已经康复了，可以出院了。‘不过要继续服用雷巴抗病毒素，并休息六周。那六周里，我们即使与朋友们坐上一小时也会感到疲惫。六周后，我们彻底康复了。并返回医院工作。回到家，我妈妈奇怪地问：“你去哪儿了，在医院忙了这么多天不回家。快好好休息吧。”许多人都劝我不要去门诊，不要去私人医院工作。但我身体好了，没问题。我们都瘦了许多，所以一回家就不停地吃，有时7天吃五六顿。“
“两个半月后，我结婚了。也许我不应该此时结婚，因为可能会传染给我大太塞玛。不过费希尔博士说这没问题。”
“在阿格汗医院的那七天如同恶梦，我那位死去的朋友的不幸时时索绕在心。”
整个谈话过程中，沙菲克医生一直沉默不语。我们请他谈谈，他说：“杰米尔汗讲出了一切。不过我比他更消沉。我的妻子也非常抑郁。杰米尔汗当时还没结婚，而我已结了婚，有三个孩子。如果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呢？准来照顾他门？从一开始我就无法不想这些问题。”
已过午夜。我们也像深夜一样沉默无语。然后互道珍重，各自回房睡觉去了。
两个世界
苏珊帮助救活的两位感染了克里米亚刚果热的外科医生以及同他们一样的医生。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是无比珍贵的财富，他们是国家的希望和医学界的骄傲。聪明好学，勤奋工作，救死扶伤，他们的创造确有成效。我们招聘来阿格汗大学流行病学研究项目的人员是新近毕业的医科学生和年轻医务工作者。他们也都热情好学，不畏艰难，永不疲倦。他们渴望有所作为，并愿为此而冒风险。最值得称赞的是，他们乐意留在自己的国家工作。阿格汗大学自成立以来，已办成了一所良好的医学院。培养着优秀的医务人员，但和其他医学院的毕业生一样，有些学生寻求到西方进修，其中不少入便一去不回。我们则鼓励学生留在国内工作，为国家一片空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开拓工作，从中找到奋斗的乐趣与人生的满足。如果他们去西方作实习医生，或住院医生，能救治多少人呢？而在国内，即使只作一名三级护理医生，也能救死扶伤无数。如果有更多的人投身流行病学领域，那么总有一天，落后的事后治疗将被事先预防所取代，从而节约宝贵的医疗资源。使之更好地服务大众。
在巴基斯坦，对病毒学的研究与实践等于零。苏珊白手起家，在阿格汗大学医学院创建了病毒学系。像我一样，苏珊带着年轻人在她的实验室以及我们的公共卫生研究项目领域工作着。我们的规划，从对痢疾、肺炎与肺结核（该国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的研究，到骨折、烧伤、伤残的治疗，以及城乡贫困人口的医疗救济。第一年我们培养了六名学生，支持他们出去独立追踪病毒，其中一名学生，阿米尔·贾伍德·汗（AamirJaved Khan）被派到最偏僻的惮路支山区沙漠，在牧民中追踪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任务很艰巨，但他欣然前往。
阿米尔在给我和苏珊的报告中说：“1995年8月最后一个星期，惮路支省巴尔汗县的牧民塔吉·穆罕默德（TajMohammed）像往常一样到周围山上放羊，回家后对家人说觉得身体软弱有点发烧。”
不容置疑，阿米尔是我们最好的学生之一。他已通过了赴美深造的考试，但最终放弃移民机会，留在家乡工作。他英俊健壮，有着乌兹别克人的圆脸和闪亮的黑眼睛。在多次大型调查中。他表现出色，包括在信德（Sind）监狱调查艾滋病，以及调查C型肝炎。
到游牧部落调查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想法始于我们那次在奎达旅馆中的聊天。当时我因感冒卧床休息。杰米尔汗，沙菲克，阿米尔和苏珊在房间里碰面，谈到了追踪这种病毒。调查是必要的，但是从何入手呢？我突然想到了，说：“牧民。”
前几天，我们在阿格汗大学医学院幽静的庭院里遇到了一位惮路支牧民。他身着传统的牧民服装，头缠艳丽的穆斯林头巾，外罩白色长袍。他告诉我们他们那里死了很多人。
阿米尔就是为此前往山区的，他最终到达了一个叫科鲁（Kholu）的山谷。
在报告中，他写到：“路太难走。从奎达到这里需要走12小时山路。路窄得仅能容身，两旁的山壁伸手可及。没有旅馆，幸好我们找到了政府的招待所。这里人烟稀少，但景色美丽。这里是干燥的山区沙漠气候造成昼暑夜寒，夜里冷到零度以下，白天满是阳光，因此不宜生长粮食作物，蔬菜很少。但山坡上下散布着座座帐蓬，还有骆驼和山羊。惮路支山绵延广麦，延伸到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大片地区。当地人善于编织美丽的挂毯，刺绣也美妙绝伦。”
“这里缺电少水，更没有油气燃料。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距此不到两百公里就是苏伊（Sui），巴基斯坦最大的天然气田，但这里的百姓根本享用不到。阿富汗境内的战火近在边境，也使牧民们不得不放弃每年夏天到高地草场放牧的传统，只得在风沙不绝的低地挣扎求生。至于遍布世界各地的西方象征——可口可乐广告，在这里根本看不到。”
原始的自然之美与艰难的牧民生活震动了阿米尔。他的同情心与生俱来：乌兹别克人从北方的阿富汗和苏联迁来，紧邻惮路支山区，很多部族有着共同的痛苦命运。
报告继续写道：“在接下来的两到四天时间里，塔吉·穆罕默德越发虚弱，严重背痛。起初他只想在家休养一下，到了8月28日，他的牙床开始出血，于是家人驱车半小时把他送到巴尔汗镇的公立医院。医生检查后，认为是毒蛇咬伤，需要抗毒血清，但巴尔汗镇没有。于是他建议把病人送回科鲁，车开出50分钟后，病人开始流鼻血了。
8月30日下午两点，塔吉·穆罕默德到乌斯曼医生（Dr。Usman）的诊所求诊。乌斯曼医生检查了病人，并用一种混合草药清洗了出血的牙龈。但是到了第二天，病人开始吐血，乌斯曼医生找来两位同事会诊，三人一致认为是当地特有的小蛇咬伤的，伤口不易觉察。他们为病人注射了抗毒血清，并建议病人到木尔但城（Multan）的大医院就医。但塔吉宁愿回家。不久，他死在了家里。他的兄弟可汗·穆罕默德记起了病人死前身上遍布青紫色斑痕，肚子上有血红的斑点。
塔吉·穆罕默德生病时，他的兄弟可汗一直陪伴身边并为他擦洗血迹。在病人死后第二夭，可汗身体发虚，腹痛并出现腹部红斑。背和膝关节也开始痛，但三天后，他康复了。
而乌斯曼医生则在9月2日开始发病。虽然他感到虚弱，身体痛，仍抱病出诊。5日一早，他的叔叔注意到他的牙龈流血。鸟斯曼医生才告诉家人自己可能从塔吉·穆罕默德身上感染了某种病毒。家人送他到德拉加齐汗（Deranghazi Khan）城尤苏夫医生（Dr。Yousuf）的诊所里。尤苏夫医生化验后发现他的血小板只有一万六千（正常指数为二十万。建议他转往木尔旦城的尼什塔医学院（Nishtar MedicaI College）附属医院。等他到达那里，却找不到医生就诊。等他被安排进家庭医科病房时已是6日午夜。他被当作伤寒和疟疾治疗，毫无疗效，依然高烧不退，血小板数仍低落，当时他神志清醒，尚能进些饮食，但从7日早晨开始，直肠整天出血，只好输入五个单位血浆。就在主治医生准备将他转往卡拉奇的阿格汗医院时，他已大口吐血，晚上8点30分，乌斯曼医生在尼什塔医院去逝了。
在他去世前两小时内，大约四五十位亲友成群到床前探望（就像在非洲一样，在巴基斯坦，疾病与死亡并不是隐私。床边血迹斑斑，许多来探望的人都接触了充满病毒的血液。遗体被运回科鲁埋葬。五大后，其中的一位亲戚贾旺·沙（Jaw；indShah）开始发烧，被诊视过塔吉·穆罕默德的医生奥兰泽布（Aurangzeb）诊断为蛇咬。疟疾化验亦呈阳性。第二天，病人牙龈出血，被转往德济汗市民医院（IXiKh；1nO、利Hospi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