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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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时向我诉苦，而我直嘲笑他。他说这不是发烧痛，而是死亡阵痛，我快死了。他很喜欢吃一种美味甜肉，说临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吃上一口，并让他兄弟去集市买一点。
说到这，两人忍不住笑了。
沙菲克找了一个奎达医学院的医药教授来诊断，而我则回到医院工作。第二天，这个教授对我说沙菲克整夜发烧并全身疼痛，可能得了伤寒。他给他服了阿莫西亚。但紧接着沙菲克又开始下痢，只好打点滴补充水份。
我找到了给那位病人用内窥镜检查的医生，向他讲述了病人没有溃疡却出血不止的情况，我说和我一起手术的朋友病了。让人担心。于是他和我一起看望了沙菲克，他复诊以为是疟疾。
这时，我打断了他。
“你已将沙菲克的发病与那位病人联系在一起了吗？”
杰米尔汗摇摇头：“没有。我们根本设想到这一半点。”
我让他接着往下讲。但暗中奇怪。他们应该知道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因为已有两名巴基斯坦医生死于此病，而第二个医生曾是杰米尔汗的好友。
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就在沙菲克发病的第二天下午。我外出巡诊，突然感到身体发痛，回到诊所一量体温，华氏1O2度（摄氏39度）。当时两个病人已经预约了手术，于是我只好通知麻醉师只做一个，另一个晚上再说。”
做第一个手术时，我因发热而浑身颤抖，一做完手术，我就回家睡觉，并让我兄弟晚上叫醒我。但晚上我去诊所还是晚了，吃了点止痛药，感觉好些。我打电话叫来了一个同事，对他说自己对这个胆囊结肠造口手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等他到达时，我正开始消毒，于是他在一旁作我的助手。但我实在无法忍受身体的巨痛。简直站立下稳，只好离开手术台让同事继续手术。躺在休息室里，我痛得直落泪，真的落泪了。
我问道：“那时你就设想到你和沙菲克患同样的病？”
“没有。尽管我们知道事情不对劲，但并没有多想。手术结束后，我发现自己已无力开车回家，于是打电话叫我兄弟接我回家。临走前，我请同事给我看了一下。他问我哪儿痛，我说背肌痛。他给我按摩了一下，安慰我说很快就会好的，回家休息一下吧。”
“第二天，病情仍没好转。我让同事抽血化验，发现我的血小板数目很低，沙菲克也一样。完了，我们一定是得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了。”
“我们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比我高一年级，就是在奎达给病人作手术感染了这种疾病而死的。那是1987年的事，现在已是1994年，但我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当时我在卡拉奇工作，我的这位朋友死前三天才和奎达的一位女医生订婚。我也在做这次手术前三个月才订婚，我对沙菲克说相同的厄运轮到我头上了。”
“我朋友的故事后来上了报纸。我早就知道了。他在订婚前一天，跑来找我，说他发烧了，脉搏每分钟一百二十下。我替他诊了一次脉搏，确是如此。他说几天前在奎达给一个病人开刀。而这个病人第二天就死了。他邀请我参加明天的订婚仪式。我去了。仪式上，我的朋友尽管看起来光彩照人，但仍在发烧。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把他送到了阿格汗大学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给他开了处方（后来还刊登在报纸和医学新闻上。）不过是止痛片剂之类的药物，并送他去做调光胸透。胸透一完，他就倒下了。没人想到他已危在已夕。”
我边听边摇头。正确的临床诊断离不开病史查询。这样的悲剧在芝加哥、中东、巴基斯坦，和非洲大陆及其他地方不断上演。令人惊讶的是当地医药界居然对在伊斯兰堡感染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外科医生的遭遇一无所知。后来这一事例终于公布于世了。
杰米尔汗接着说：“第二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4月1号愚人节，我呆在家里准备参加4月4日的外科助学金考试。同事跑来告诉我说我的朋友死了。我还以为是愚人节这同事跟我开玩笑。两天前他还好好的。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仍无法相信，直到来到他家，才知道他已经被下葬了，死于大出血，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杀了他。
“病中，我那位朋友的悲剧在我脑海中挥之下去。我意识到我和沙菲克都将死去。我向我的教授说了我们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热病。我们的血小板很低，且高烧不退。我告诉沙菲克明天转往阿格汗医院去，因为那里有血小板输血，而奎达没有。另外，那里可能有人对这种疾病有所了解。我回到家，跟父亲说明情况，他是一个退休了的副校长，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和沙菲克当晚仍住回医院，准备第二天一早转往卡拉奇。我打电话给阿格汗医脖的一位好友沙希德·琅维斯医生（Dr，ShPervez）请他为我们安排往院，以便我们到后能立即得到治疗。而不把时间耽误在急诊室里。他答应一定办到。”
“那天晚上很难熬。我和沙菲克担惊受怕难以入眠。我昏睡后突然惊醒，感到呼吸艰难。我让看护我的兄弟给我量血压。高压90，低压60。他立即冲出去找我的教授。凌晨四点钟，我的教授连同一位医生赶到了，给我打了点滴，我的血压才慢慢地回升。”
“第二大早晨，报纸登出了两位医生感染入院的消息，报纸就爱干这种事。结果从早晨7点开始，就有医护人员及朋友前来探视我们，络绎不绝足有五六百人。我和沙菲克白血球很低，接触这么多人难免传染什么，于是我们要了两个防护面罩戴上。
噢！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在呵格汗医院病房见到他们时都戴着面罩。我门不知道他们在奎达时有那么多人探视。现在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在阿格汗医院，除了医护人员，我们严格控制个让人出入病房。
杰米尔汗转向我说：“剩下的事情您就很清楚了。”但我仍让他讲下去。
“当天下午我们乘坐巴基斯坦国航的班机从奎达飞到卡拉奇，机场已有两三辆救护车等待在那里。一辆是沙希德医生要来的。沙希德医生与我的妹夫都来了，另一辆车是沙菲克医生的内兄要来的。他是邻队上的少将旅长。也来了解情况了。
“晚上7点、我门住进了医院。值班医生做了常规检查，顾问医生没有出现。”
“第二天早晨，顾问医生来了，我告诉他我们可能得了克里米业刚果出血热，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谁相信我们会得这种病呢？他说让我们做尿液培养，化验喉咙与血液。并怀疑我们感染某种细菌或病毒，但不严重。我再次找来沙希德医生，告诉他那个顾问医生不明就里，拜托他务必思想办法，否则我们定死无疑，于是他向克舍德教授（ProfessorKhurshi）谈了我们的情况。克舍德教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找到了费希尔一霍克医生。”
那一天的情景令我无法忘怀。当时我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写作，克舍德教授和沙希德医生冲了进来，向我讲述了杰米尔汗与沙菲克的情况。当我得知他们开刀的经过及过低的血小板时，我抱着头说：“那就是克里米亚刚果热！”
我赶到了病房。记录病史时，乔走了进来。我们都认识到病情是多么危急。因为他们持续高烧，血液状况不良，而且身上出现了紫色瘀斑，这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特征，根据我们对这种病的了解，他们可能会死。
病房里挤满了闲杂人，他们绝不应呆在这里。我们连忙采取措施进行隔离，并让杰米尔汗的妹夫守住房门。除了医护人员，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内。然后我们向人们解释隔离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雷厉风行。因为这是全巴基斯坦最好的医院，如果因隔离措施不利出现差错，让报纸在头版刊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造成阿格汗医院数人死亡”的消息，会轰动一时，对医院来说将是可怕的灾难。
但人们对安全的必要不甚理解，或漠不在意实在可悲。你无法让前者遵守警告，而后者却闻风而去，拒绝照看病人。阿格汗的护士们表现出色，他们既不恐慌也不袖手旁观，而是遵循我们的指导。这一点甚至比医生强。有些医生什么也不听。
我和乔最忧虑的是我们见到这两个外科医生时。他们已病了四五天了。在南非行医的经验告诉我们，雷巴抗病毒素对这种病有疗效，但早期用药疗效最好。从杰米尔汗和沙菲克的情况看，静脉注射雷已抗病毒素也许还有希望。
杰米尔汗继续说：“费希尔。贺克博士和麦克科定密克博士及医院的医药指导米尔扎医生（Dr。MirzA）来视诊时，我把整个染病经历都详细说了。当费希尔博士说：”你们肯定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时，我如释重负，至少有人诊断出我们到底害了什么病。现在当务之急是弄到雷巴抗病毒素。但这种药的注射剂在巴基斯坦没有，能找到的只有胶囊。费希尔博士火速派人找来，立即给我们服用。“
我对他们说无论如何要每6小时服用一次药，如果无法吞咽，我们会用注射剂。与此同时，我们询问了全国的医疗机构，但一无所获。我们又试了试新加坡和欧洲，猜想他们那儿可能有，仍毫无收获。
杰米尔汗说：“费希尔博士说，如果能弄到注射剂，他们还有存活的希望，但对胶囊却不敢保证，他们可能会死，但必须一试。等找到注射剂就马上换过来，我妹夫联系了美国雷巴抗病毒素生产厂，让他们寄一些过来。等四五天后药运到时，我们已经见好了。当我问妹夫费希尔博士对他说些什么时，他并没讲实话，只叫我们不必担心，等我康复了，他才说连费希尔博士当时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下来。”
即使只服用胶囊，两个病人仍恢复得不错。但另一件事情又让我们不安。奎达医院一位清洁工在清洗了那次手术后留下的沾满血迹的手术衣后，生病歇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