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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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劝我们还是算了吧，不要违犯社会禁忌。但我们只能这样做。史蒂夫说：“试试吧，这没有什么损失。”
于是我们重返哈菲扎巴德。带着很多涉及隐私的问题，担心被拒之门外。然而让我们惊异而又不胜感激的是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尽管人们局促不安甚至稍显愤怒，但对我们的问题仍坦率回答，配合得很默契，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在帮助他们。
当我们把血样送往当地医院实验室分离，准备运回卡拉奇时，我们找到了揭示传染途径的第一条线索。这是一个比其他落后地区还算干净的实验室，但装备可怜，只有一台陈旧的离心机，一架古老的显微镜，几块玻璃片和一个插着几个破裂试管的支架。此外还有三个针头和三个注射针管，这就是实验室的全部装备。门外至少有六个人正等着抽血。
我们继续调查。尽管当地居民生活贫困，但并不缺少医疗人员，其中一些还是正规医生。而有些人只是在门口挂个牌子便开始行医，病人不断上门。似乎行医只需要一块木牌和一罐油漆。另外，正规医生还必须和传统回医竞争。这些回教医生只知道发给护身符和药水。病人得了小病就找他们，如果得了大病身体虚弱，才想到找医生。他们深信要想恢复体力，就得找医生打上一针，无论什么针，当然能够打点滴再好不过了。结果多数针都是维生素，有的根本就是糖水。而医生也乐意让病人打针，不管需要与否，因为可以赚钱。
诊所里不难找到针头和针管，但令人吃惊的是数量极少，与全城注射人数不成比例。而这些针头和针管都是塑料制成的一次性用的产品，不能重复使用，更难进行消毒，因为针管上的刻度会在高温下消失，无法标示剂量。这样，它们在温水里洗一下就算消毒了。
至于消毒设备和液体，我们只在一家医院找到一台电子消毒器，但那座房子根本没电。显而易见，是大量一次性注射器未经消毒就重复使用，造成C型肝炎广泛传播。
我们继续数据分析，并找到一个相互关系，即染有C型肝炎的患者经常找医生打针。但注射并非唯一传染途径，输血也造成传染。尽管C型肝炎检测剂于1992年就出来了，但一剂要花15美元，远比艾滋病病毒试剂贵，所以没人进行检测，也没医院提供检测。一家美国公司独享该试剂的专利权，所以价码任意抬高。当我们向厂方代表反映此事时，他只是抱歉地送给我们几剂。如此而已。
作为传染病学家，我们能做什么来制止这险恶的传染病呢？我们可以查出它的传染范围和传播方式，也可以在医学期刊上公布调查结果。然而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爱滋病，C型肝炎的传播被忽视了。
哈菲扎巴德是个特例吗？还是全已基斯但到处隐藏着这种疾病的传播？为了搞清C型肝炎的分布范围，史蒂夫率领阿格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奔赴距卡拉奇20里处的村庄德尔穆汗默德（Dur Mohammed （Joih）调查。这个村跟千万个遍布巴基斯但的村庄一样普通，但自豪的是它有一个诊所，一个家庭计划生育中心，另外还有两个学校，一个公立，一个私立。学童们要学习英语、乌尔都语、信德语及惮路支语。当有人来访时，社区工作人员骄傲地展示各种小册于，以显示当地居民生活的改善。可以说这个村庄没有完全被忽视，也没有忽视村民的教育。
离开诊所，史蒂夫开始入户访谈。如果村民曾在医院“打一针强壮身体”，史蒂夫就抽取血佯。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曾去过医院，有的还每周定期去，一些病人只发烧、背痛、痉挛或腹泻，根本下需要打一针，血样调查结果简直让人头晕：百分之八十二的病人曾到医院“打一针。”
当晚，我和乔正在看CNN新闻，电话铃响了。我们最好的学生之一阿米尔·贾汗（Aamir Javed Khan）从德尔穆汗默德村打来电话，电话里声音沮丧。
“我和沙普尔在一起”他说。沙普尔米尔扎（ShaperMirza）是实验室能干的技术员。“我们有麻烦了。”
“什么麻烦？”我问。
“沙普尔刚化验完采集的血样，百分之六十呈阳性。是不是有错误？”
百分之六十？令人无法相信。十个人里竟有六个被感染？我叫沙普尔听电话，想搞清是否操作上有错误。
“你充分清洗珠串了吗？控制全都准确吗？”
“是的，”她答道，“每份都做了控制，为了万无一失，我还额外检验了汗米尔的血，他的就呈阴性。”
“读数是多少？”我问。
“读数很高，每一个都很高。”她说。
我们满腹疑团地上了床。第二天我们决定重新检验。结果没有错，仍是百分之六十。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在这个巴基斯坦小村庄里，随意抽样的病人绝大多数染上了C 型肝炎，而唯一可能的感染途径是开业医生，他们平均一个针头要注射三个患者，有的甚至次数更多，每次均未经消毒。这真是一个恶梦。
当我们拿其他传染病学者所做的类似调查进行比较后，发现德尔穆汗默德村和哈菲扎巴德市一阵不是什么特例，只要我们到各个公立医院病房转一圈，就会发现许多肝病患者都遭受着C型肝炎的痛苦折磨。我们对此已有所认识，现在终于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它和非洲的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的肆虐一样没什么区别。医生或是为造福病人，或是贪图钱财，在恶劣的条件下根本不考虑起码的卫生安全，滥用医疗器具，造成瘟疫传播。与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不同的是，C 型肝炎病毒会像艾滋病病毒一样静静地潜伏在病人身上达数年之久，然后致命地发作。然而我们访谈的医生极少知道他们重复使用针头的危害是多么严重。甚至有些医生不相信或不在乎这种可怕的后果。
因陋就简，这一基本路线仍然统治着这个贫困世界。
感染了的外科医生
199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奎达（Quetta）的塞雷纳饭店（Serena Hotel）优雅的大厅内一张桌子前围坐聊天。我和莱斯利·霍维茨（Leslie Horvitz），还有两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杰米尔汗（JamiI Khan）和沙菲克·雷曼（Shafiz Rehman），乔因患流感，发高烧，在旅馆中自己房里躺着休息。杰米尔汗和沙菲克都住在奎达行医。奎达是巴基斯坦北方惮路支省的主要城市，临近阿富汗和伊朗边界。惮路支省主活贫困，人烟稀少，我们来此是为了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这两位外科医生很熟悉这种病，他们险些死于该病，是我帮助他们死里逃生的。
30多岁的杰米尔汗有着一张友善的圆脸和一双聪慧的眼睛，他用大陆特别的带韵律的英语平静而清晰地向我们讲述整个故事。
“那是去年12月5日的事。我正坐在房间里，突然接到巴基斯坦电台附近一家医院打来的急诊电话，说一个病人严重腹痛并吐血，让我赶快过去。等我到了医院，检查了病人，不得不请来肠胃科的医生会诊，他说得照胃镜才能查出吐血原因。
第二天下午，才给病人照了胃镜。因为上午我们都忙于正常值班工作。晚上我在门诊坐班。他们通知我去给病人手术，因为他们诊断那病人是胃溃疡吐血。
“晚上11点，手术开始了。由于害怕病人大出血，所以我们准备了五六个单位的血浆。沙菲克医生作我的手术助手。其他还有手术室工作人员。”
这时，沙菲克医生不安地在椅于上移动了一下身子。他比杰米尔汗年轻几岁，身材高大，英俊滞洒。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当我一打开他的肚皮，就发现腔内所有内脏都在渗血，尽管我采用了透热疗法等种种手段，还是无法止血。我们猜想病人也许服用了某种止痛药，严重腐蚀了胃壁，因为血不停地渗出，不可能是胃溃疡。”
我毫不吃惊，因为在塞拉利昂，在拉瓦尔品第，在南非，在迪拜，以及中国都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最近在扎伊尔的基奎特（Kikwit）就有外科医生因手术而被感染，也是出血不止，得的是埃波拉病。而杰米尔汗所说的病人患的则不是埃波拉，尽管症状很像。他接着说道：“为了止血，我们不得不摘除他的胃。当我试着将胃取出时，不小心碰破了脆弱的脾脏，只好也将它摘除。它已经肿了，肝脏也肿了，呈暗红色，失去了正常肝脏的亮红光泽。整个手术花了两个半钟头，真是场艰难的战斗，沙菲克被沾满病人鲜血的针头扎破了手指，我的手套也多次弄破。终于在凌晨两点钟，我们把病人推回了病房，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望病人。他神志清醒并能讲话，但血压仍很低。等我下午三点再去看他时，他的哥哥说他已经死了，年仅四十六七岁，锡比（Sibi）人。
“我仔细回想整个手术。有件事情提醒了我，当麻醉师把导管插入病人鼻腔时，鼻子开始出血，麻醉师无法止血，只好堵住鼻子。当时他说这到底是什么病，怎么鼻于出血会止不住，而且还发烧。他也害怕了，认为病人出血不止一定有什么问题。此外，病人还发烧。”
听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一切都吻合了。这是一种流行于惮路支的严重的病毒出血热病，症状为高烧，出血不止，血压过低，肝脾肿大，吐血并伴有腹痛。病人通常被误诊为急性肠胃病，然后推进手术室，折腾得到处是血，到处是病毒。
这时，杰米尔汗转向沙菲克说：“术后第五天，星期五的上午，沙菲克太太打电话告诉我他发高烧，头痛并已全身酸痛，让我过去看一下。见到他后，我开玩笑说，怎么了，是不是得了疟疾或类似疟疾的病？我陪了他两三个小时，他的几个亲戚也来探望他，而他则遍身疼痛得直流眼泪。
他不时向我诉苦，而我直嘲笑他。他说这不是发烧痛，而是死亡阵痛，我快死了。他很喜欢吃一种美味甜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