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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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和我兴奋极了。
假如有一条从非洲到美国本上居民的埃波拉感染途径，就应该是这里。我们询问经理在猴子和雇员身上是否出现过埃波拉病毒那样疾病的可能性时，我们的担心被证实了。
她不仅知道这样一个病例，她还告诉我，两年前她本人就染上了一种急性热病，听起来很可疑是出血热。虽然她已恢复健康，我们还急着检查了她的血液。结果她身上带有少量埃波拉病毒抗体，但是我们不能肯定这到底意味什么。跟踪抽样显示抗体滴定率没有变化，这表明不论她的情况怎样，都与近来发生的埃波拉感染无关。也许她被感染过，也许这是假阳性。
等我回到亚特兰大，我发现检疫部已采取了行动控制猴子进口，以限制那些残忍地对待猴子，在运输和关养时使它们处于拥挤状态的走私者，他们非法将猴子当作宠物出售。
最终，在1990年3月检疫部终于通过了关于不仅在菲律宾，而且是全世界暂时禁止进口猴子的决定。这引起了愤怒的科学家们极力抗议。我们不知道科学家是多么地依赖这些野生的猴子。让我们惊呀不已的是每年美国要进口2万多只猴子，其中有1600只是来自亚洲的弥猴，与在雷斯顿死亡的猴子属付一种类。这些猴子主要用于医学研究，有些则用于测检药物的安全性。我们对大量的进口和实验用途深感恐惧。这是一宗大买卖，还有黑社会在插手，它涉及的范围之广，利润之大，是我们从未料到的。因此我们是为限制和进一步规范猴子贸易做了点事。
但是，禁令生效之前还有一段时间，猴子仍在被进口，有些无疑是患病的。这一点需要紧急地通知兽医和研究人员。乔，史蒂夫和我一起制定管理可能带有出血热病毒进口猴的预防措施，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有一些先例可作借鉴。1967年玛尔伯格流行后，检疫部有规定，要求猴子被放出来以前须关养30天。但这些规定并不完全。在检疫中，总有几只死亡。埃波拉疫情的传播有可能被误诊或漏查。结果，一些被感染的但无症状的猴子在强制性等待期间被放出去，我们仔细地讨论了如何保证最近进口的猴子身上的埃波拉病毒不被漏查。
更糟糕的事发生了。最近进口的猴子中又有了类似埃波拉病毒的疫情出现，这次是发生在宾西法尼亚州另外一家公司购买的进口猴中间，和雷斯顿的猴一样也来自菲律宾，是穿越太平洋由海上运来的，与非洲没有牵涉。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病毒是新的，来自亚洲与亚洲有关，与埃波拉不同。但越来越清楚的是人没有患病，我们不知道的是，人是否会进一步被感染。1990年1月，事情更加糟糕。令人惊讶的是海斯顿实验室为弥补它的损失又开始进口猴子了，供货者仍然是马尼拉原来向他们提供猴子的公司。这批猴子也开始死亡，它们同样是被感染了新丝状病毒。
这真难以置信。
病毒仍潜伏在他们实验室里？还是他们每次进口的都是新感染的猴子？很可能是后一种。
似乎这还不够糟糕。2月初我们从德克萨斯得到消息，说那里发生了一种疑似致命的疾病，并迅速在进口的猴子中蔓延。我给德克萨斯州的实验室打电话，那里的史蒂夫·皮尔逊（StevePearson）毫不奇怪，他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兽医主任博比·布朗的另一位同事。
史蒂夫不仅是一位技术高明的兽医，还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在电话里就可以听出他对损失了宝贵动物十分忧伤。他真关心它们，并准备尽可能多地挽救他的猴子。我们的调查相当深入，有充分理由肯定没有人染上这种病。如果这是扎伊尔的埃波拉，我们相信到这时候早该有一大批人被感染甚至死亡了。我向史蒂夫建议我们要弄清病毒是怎样被传播的。否则，我们没有控制它的希望。他很愿意合作。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做全部活检。我们谈了一会儿，我向他讲了他面临的特殊危险以及如何采取预防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这些危险。
我意识到他需要一位助手。为此我们从“疾病传染中心”派一位叫做佩吉·蒂普尔（PeflgyTipple）的流行病学专家到德克萨斯去帮助该州的流行病学家凯特·享德里克斯（KateHendrichs）。佩吉喜欢动物，自己拥有一匹马。热衷于收集资料。
不过在这一案例中是凯特收集了大部分的资料。她很年轻，有些易于冲动，充满奔放的热情，是个纯粹的研究人员。她同史蒂夫·皮尔逊紧密合作，能把将要死去的猴子的情况串起来，这使我们对于为什么这些流行病会发生这个问题，有了更好的洞察力。
这项调查被简化到一定程度，因为凯特和史蒂夫只调查亚洲的埃波拉病毒，而不是埃波拉和雷斯顿发生的猿出血热的混合调查。大部分实验室，包括德克萨斯州的那个实验室，在猴子刚刚到达时为它们做结核菌素皮肤实验。结核病是笼养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刚来的猴子，试验时把一种小剂量的试剂注射到猴子眼睛周围柔软的折皱里，如果动物被结核菌有效地感染了，被注射的地方就肿起。瓶装的试剂有几种剂量。从理论上讲，细细的注射器可容纳几种剂量。由于针管中的死角，一次只能抽取七次注射的量。这个试验中的细节竟然是解开这组猴受感染的迷底的钥匙。
凯特仔细检查了猴宠的设计，特别留意被感染的猴子。然后她和史蒂夫以及他的工作人员重新检查了一遍工作程序。是这样的，他们说他们一直是按照同样的程序给猴子做检查的。她要求他们给她重新演示一遍。确实，工作人员按照一个专门的程序从一个笼子到一个笼子地检查。宠子分上下两层，凯特按照他们给猴子注射肺结核试剂的顺序清点猴子。一有情况异常，她就去查询记录猴子死亡的资料。她数得十分仔细。每数到第八只猴子都看到它情况良好，没有得病的迹象。事实上，只有第二只至第七只猴子生病。原因很清楚。那些第一只和第八只幸运的猴子是用干净的注射器注射的。
这是任何一位研究员所能收集到的最好的证据。它说明德克萨斯的丝状病毒，诸如玛尔伯格，埃波拉甚至拉沙，都有可能通过使用过的注射针头传播。凯特的发现提供了病毒传播的最好的解释。如果细菌是空气中产生的，那么第一和第八只猴子会像其他的不幸的同伴那样早就被传染了。后来凯特在波士顿的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上公布了这些资料。
动物管理员感染了
雷斯顿的五名动物管理员主要负责照料近来进口的猴子，他们要做的一件工作是把猴子从运输用的板条箱里放出来。这个活相当简单，用橇棍把箱子打开，被弄断的廉价木片在通风条件很差的房子里散落得到处都是。箱子里那些可怜的，满身泥污，吓坏了的动物只好被抓出来送进一个标准的不锈钢笼子里。我们希望抓动物的人能戴着厚手套，这是个很脏乱的活儿。板条箱里关着一百多只吓坏了的猴子。它们被关了40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箱子里到处是结成块的动物粪便。那些箱子像我们在“疾病控制中心”使用的一样，装有把手使管理员不直接接触猴子就能控制它们，至少是在猴子被麻醉以后再接触它。当用双手握两个拉手时，这样可能使笼子里的猴子身体后仰。不幸的是，一旦猴子悟出了那机械的道理——这不需要很长时间——它就会把手脚抵在宠子前方板条上以支撑后仰，你拉它推，常常是猴子取胜。唯一打败猴子的办法是也使用双脚。我们在“疾病控制中心”干这活时都穿上太空服。有时我也坐在地板上采取与猴子同样的位置，把我那双大号的橡胶靴顶在板箱的木条上起杠杆作用。
由于在“疾病控制中心”第四级病毒实验室里我们总能收到别人扔下的猴子，我们成了一些身材较大和年龄较长的动物的主人。经我们手检测四十磅重的猿是常有的事。你得彬彬有礼地对待这些动物。永远避免眼光的接触，大多数的猴子认为这是威胁。动物要被注射轻微的麻醉剂，以便安全地把它们从宠子中移出进行检查和必要的血样采集。我们恪守的常规要求是永远给一只猴使用一支新的针头。另一条规定是涉及猴子的程序必须有两人参加。实际上我们是三十人一起干。
那就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情况。在许多商业性养猴实验室，管理员乐于表现强悍而且不戴手套。许多笼子缺少拉手，所以抓猴子的唯一办法就是打开宠子的门，大战一番，野蛮对野蛮。有时一个笼子里装两只猴子，这样捉起来就更加危险。有些管理员被猴子抓住，并抓破皮肤或咬伤，于是他们就染上了一种叫做“猴日病毒”的病，这种病毒不会使猴子病得很厉害，实际上这是一种痢疹病毒，在猴子身上最多引起疽疹，唇疽疹。可是，在人身上会引起像狂犬病般的疾病，通常是致命的。由于很少发生，人们几乎已经忘记猴日病毒会使人患病，而大多数猴子管理人员认为这早已成为过去。20世纪80年代在佛罗里达州番萨科拉附近的一个实验室里曾经有过一位猴子管理员死于猴日病毒。后来，调查者在这位死者的办公室里发现他桌上有一本教科书，该书敞开的一页上描述了猴日病毒感染人后的一些症状。可是这位管理员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担心，连对他的妻子也没说。
1990年1月的一个早上，史蒂夫·奥斯特洛夫来到我办公室。他告诉我一位雷斯顿的动物管理员在切开一个受感染而死亡的猴子的肝脏时割伤了自己。史蒂夫对此表现出令人吃惊地不大在意。乔正在俄国参加一个出血热会议，我无法与他联系。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