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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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几经挫折。一次又一次，血样在新鲜的细胞培养基中不见动静。终于有一份血样出现了反录活动增多的苗头。简和唐纳德暂且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再一次把血样放入新鲜的人体淋巴细胞培养系统中进一步察看。果然，繁殖成功！无论在哪一部分新鲜细胞中，逆转录酶猛增。这就是说，我们抓住了艾滋病病毒的老祖宗了。而且是活捉！
由简和唐纳德提取出来的这份病毒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可用来研究该病毒的演化史。因为爱滋病病毒有多种不同形式，原型菌株的出现对众多科学家来说，无疑在弄清不同时间和空间分离出来的艾滋病病毒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了帮助。有些科学家进一步给这个原型病毒菌株建立了遗传信息序列。还有些科学家根据序列更进一步探索出这个原型病毒菌株的各系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代发生过多大的变化和哪一些变化。用简单的话说，我们因此而弄清楚了病毒各个变种之间的先后序列、相隔年代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亲疏近远，而且有了进行判断和加以分别的准确手段，把这些研究成果归纳起来，勾画成可以称之为世系图之类的种谱。病毒的种谱条块分明之后，艾滋病病毒同猿猴感染的病毒似是实非的异点，就一望而知了。兴许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人类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即艾滋病）的病毒曾经同出一源，但两者的遗传史程却证明它们分道扬镖，已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究竟这类病毒是首先见于猴体，而后感染及人，还是从人到猴，可能我们永远解不开这个谜。我们所能肯定的，是这种两者间发生的感染关系，不可能是近些年的事。
我们同时希望我们的病毒提取工作能造福于挽救今天的生命。所以我们乐于把研究成果提供给索尔克研究所（Solk Institute），用于研制对付艾滋病的疫苗。糟糕的是，不论是索尔克研究所或其它单位制出的疫苗迄今都尚无效。
虽然我们在实验室里把病毒分离出来了，这种病毒在非洲人群中繁衍的程度，却还是个待解的谜。艾滋病善于伪装，而且伪装的面目大多，不仅装来像肺结核，还像很多很多其他疾病。以至想摸清艾滋病流行的程度和范围，都很难办。治病救人，总得先弄清楚得病人数，目前使我们处于困境的就是这一条了。
形势发展得很炔。我们1983年在扎伊尔的调查，加上同时在卢旺达开展的另一个调查，证实艾滋病病毒猖撅的地带是整个中非。此时，世界卫生组织传染性疾病部门的负责人是埃及人法哈里·阿萨德（Fakhrv Assad）。此人干劲十足、热情洋溢。我同他初识于1979年我赴苏丹的途中。我们的难题正好是他的职责范围。经过大量的电话和书信往来，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使他认为确实有必要由世界卫生组织出面主办和实施一项相应项目。问题卡在他的顶头上司哈夫丹·马勒博士（Dr。HafdanMahler）那里。此人很难说服，他就是理会不了目前情况的重要性。后来他弄通了便十分支持。
1985年初，我开始进行中非共和国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中非同扎伊尔和苏丹接壤，人口约240万。1976年我追踪埃波拉病毒时，也是在这个国家。当时我企图从它同扎伊尔北部边境接壤地入境，未能实现。这次我改道而行，假途该国首都班吉。我只能假定1976年时用来堵塞通道的那些树障都已清除，那些不能用的废旧渡船也已更换一新。
此行主要同伙是班吉市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阿兰·乔吉斯。法国已斯德研究所在大部分前法属殖民地国家里有一个实验室网络。这个实验室是其网络中的一个，阿兰长着典型法国人的枯叶色头发，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他平生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所办的事办好。他爱吃，所以烧得一手好菜，而且是十分在行的评酒专家，专评好酒；背上氧气瓶、套上面罩的话，他就是个同谁都能比个高下的潜水运动员了。他一直在非洲工作，目前在加蓬。他的攻关项目是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出血热，这两项原是我们俩的共同爱好。
1996年开春不久，有些病人从一头死去的黑猩猩身上感染了埃波拉病毒，负责分离提取病毒的就是阿兰。阿兰一接手工作就认定疫情，立刻动手，用不着治一等二望三，就把疫情遏制住了。在我们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很快认识到艾滋病病毒已经光临中非共和国。1985年4月里，我们同在班吉。当时我问过阿兰是不是愿意操办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办、在中非共和国召开的非洲艾滋病会议。在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后，我给在日内瓦的法哈里·阿萨德发了一份电传，建议1985年10月份举行一次艾滋病问题的工作会议。也就是说，排在已经要排好在欧洲召开的另一次会议的前一个月，法哈里并不反对。为了扩大会议的参与范围，我们决定除了欧洲和美国的与会者之外，还邀请1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我们打算让会议成为讲坛，借此让有关研究艾滋病的信息广为传播，也让不是非洲籍的科学家们听听艾滋病阴影笼罩下的非洲生活的真实情况。世人（包括科学工作者在内）不借异域实况、缺乏地理知识的为数不少。让大家了解该疫病流行的情形对于事态发展只会有利而无害。来到非洲的西方科学家对非洲的想象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是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也可以因此而睁大眼睛见识见识外面世界，这是另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可说落后之极。就是在非洲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贫困国家。1979年以前，它一直处于让·贝德尔·博卡萨皇帝的淫威统治之下。皇帝陛下加冕典礼一次就挥霍了千百万美元。他仿效拿破仑，自立为帝，宣称他的国家为帝国。在被废黜驱逐出境之前，他极力搜刮全国已然贫瘠之至的地皮，杀害他的对手，甚至生吃其人。非洲本以暴君多面恶名远扬，博卡萨更是众恶之翘楚。
说外表上看来，她只是个小小个子的可爱女人。我则同希拉米切尔搭档，仍在班吉各类人群中继续调查。
班吉位于乌班吉（Ubangi River）河岸，既是主要口岸，又是商业中心，人口为34万。我们调查的重点人群之一，就是所谓的“自由妇女”，像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扎伊尔的那玛及其同伙那样的女人，都属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随意卖身者。这些自己解放自己的卖身女人，在班吉成群居住于城墙根外圈，一眼看去，就能认出她们来。我们找上门去时，听说我们保证保密，决不在调查报告里引用她们名姓，她们便表示愿意合作。
她们出卖肉体的场所说来可怜，例如，一辆德国大众小货车的残破车身，弄几块硬纸板垫垫，再在窗口档上几条破布烂衫，就成了小小一块外人勿问的隐私地了。多亏当地有个医生定期给她们检查，我们调查过的都在其中。所以，我们开导她们、提醒她们、告诫她们所冒的风险时，就容易多了。对我们来说，循迹觅踪，进一步弄清感染的层次也较为轻松容易些。早在1985年，这些卖身女子，已有40％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这个数字，我们认为过小，怕只是整体的一鳞半爪而已。
那年盛夏，法哈里找了几个人商量由谁来牵头在日内瓦搞一个防治艾滋病的重点项目。防治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我提名乔纳森·曼。自从“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他已经在扎伊尔打开局面，很有声势。我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10月份班吉会议时，法哈里有机会同乔纳森会晤，可以当面听听乔纳森的意见。不出我所料，两人一见就很投机。可是对法哈里问他是否愿意搞一项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项目，乔纳森却没有立刻同意，只表示愿意帮助法哈里为这个新机构出点主意。后来乔纳森还是出山了，担任筹建和领导这项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性艾滋病项目的工作。这项工作在随后五六年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对付艾滋病的其它同类项目所无法比拟的，法哈里才大寿短，两年后突然英年早逝。这个项目也就成了他留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遗赠。
在此期间，同行间争沦得如火似茶的，还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班吉定义”。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用它作为判定艾滋病病例的文字依据。根据众代表多年来临床经验所得出来的综合性条文给艾滋病下了定义，得到一致通过。实践证明，这个定义是行之有效的，它是判断艾滋病在非洲流行的范围的可靠工具，尤其在没有试验条件的地区，作用更大。此项定义的主要内容，如长达1个月或一个月以上的发烧不退，体重骤减，减幅大于10％，泻痢久久不止等等，还有若干次要症状，如肺结核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连续反复性的疙疹病毒感染等。
出席这次具有奠基意义的会议的科学家中，有的是非欧两洲研究艾滋病的权威和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