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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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则是另一码事。苏坚持：如果有人用枪口对着她，要她在分别装着埃波拉病毒和艾滋病毒的两只注射器之间任选一种时，她宁可选择埃波拉。回想1979年我被针扎破的那次，当时在苏丹，自己不小心扎的。真的应该额手称幸，没有染上埃波拉，然而，后来却又顾虑起来。因为针刺事故后，我和罗伊·巴伦在我臂部注射过血浆。这些血浆从哪里来的？我怀疑。可以肯定说，这些血浆都没有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我很可能已经染上了远比埃波拉病毒更为可怕的疾病。后来检测艾滋病病毒的手段具备了，我立刻送检血样。等待结果的过程等于经受苏丹事件的重演。结果出来是阴性，那份高兴，像中了头彩，不，像连中了两次头彩！
多年来文滋病肆虐，困惑我们，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在非洲？为什么发生于当代？为了弄清楚艾滋病生成的年代和渊源，我们对金沙萨医院中积贮多年的血液样本逐一进行了是否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清检验。储存多年的血样是先前比利时同行为别的用途抽取的，抽自参加胎儿护理班的妇女。检测结果表明本地的艾滋病感染出现于本世纪70年代后期，可能还要早些。当然，光凭这一点，不足以构成该症的历史全貌。虽说异性性行为也有传布艾滋病的风险，在艾滋病患者群中，孕妇患者的比例并不最高。现在我们明白了，像这样的血液血清检验，还得继续进行。取血对象包括娼妓、瘾君子、卡车司机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弄清真相。
如上所述，既然70年代后期的孕妇，已经感染了这种疾病，可见艾滋病不可能是新生事物。但是目前这场艾滋病毒的流行，却是新近的事，那么，它从哪里来的？它何以能如此猖撅？
艾滋病病毒揭底
弄清艾滋病的来历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掌握这种流行性疫病蔓延的规律。没用多久，情况开始明朗。中非和东非是感染的集中地区。感染的大多数是城市居民。后来又发现了一种不明其底细的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艾滋病病毒具有相似之处。尽管猿猴身上从未出现过类似艾滋病的症状，不少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一点，认为艾滋病是由猴子传染给人的。于是乎，人类感染源的问题有了定论。然而，按流行病学的看法，这一假设根据不足。猴子以丛林为聚居地。艾滋病却盛行于城市。我们尽可以乘兴追索作为肇事元凶的那只猴子，就怕这种方法导入歧路，离题太远。所以，还得寻找真正的解答。
研究继续进行。所有参与有关研究的人员都开始看清楚：病毒传播的效率并不很高。传播途径必须是性接触或者是血液接触方面的问题，比如输入感染了病毒的血液。吸毒者共用针头，或者滥用不洁针头之类。从中，我们又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盘旋在我心头。现在还得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只不过，应该稍加更动，以便调整我的思路，开阔视野，不妨把追问艾滋病病毒究竟存在了多久这个问题改变力：在本世纪80年代初以前艾滋病病毒不为人们察觉、无声无息地隐蔽蛰伏了多久，60年代中，各色各样的病例，凡属于感染一类的，我见过许多。却从来没有见过像艾滋病这类的。回想中只有肺结核病例的症状同非洲农村艾滋病患者相象。自那时以来扎伊尔，跟非洲其他地区一样，有了深刻快速的变化。变化之最，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
于是非洲这块土地上的千百万人民，由农村涌向城市，寻找活计。至于非洲农村地区的情况，至少在我工作过的地区，拿两性关系为例，不能同金沙萨这类城市中的青年女子同日而语。城市中肆无忌惮的滥交、杂交这类开放现象，尤其在偏远农村地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乡村社会的约束力极为强大。稍有出格的，其后果必然十分严重。而且非洲农村通行一夫多妻，女性及弃即婚，迅即丧失自由。社会制度限制了性关系混乱的存在。相应的，艾滋病的蔓延减少到最低程度，根据这种情况，艾滋病本身传播率不高、潜伏期又相对较长，虽然有所流传，流传程度和范围就很有限，几年中也不过出现少数几例发病情况。何况，发病的初起阶段，既然不是常见病，自不会兴师动众，而已，而且容易误诊或忽视，这些地区本来就缺医少药，更谈不到合适和必要的医疗诊断设施。对扎伊尔这类穷乡僻壤地区，我太了解了，根本无医药可谈。因此，可以认为，艾滋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悄然在非洲农村流传的。
我提议能不能搞上一次也许可以称作纵向研究的试验，看看以上这个假设是否站得住脚。先规定一段研究的时期，比较非洲农村逐个阶段的感染率。正在这时候，我想起1976年就埃波拉病毒大爆发问题开展调查时，我们曾经在扬布库周围一带采集过600份血样，交“疾病控制中心”妥为冷冻贮藏保管，我知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我找到“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实验室的负责人员，要求他们用1976年采集的血样做一批艾滋病病毒抗体检验。那时做这样的检验，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市面上买不到这方面的设备，试剂都得由实验室自行加工生产。再说，敲定最后结论的检验称作“放射免疫沉淀法”，做起来极不容易，花费的时间同它的名称同样冗长，比简单得多的“西方墨点法”繁琐。后来干脆换成了后一种方法，也就是从血液中查找抵制某种具体病毒蛋白质的抗体。我等待查完全部600份血液样本的结果，等了好几个星期。
放射兔疫沉淀法检验的是患者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沉淀病毒中某些种类的蛋白质。病毒都用放射性示踪标记标明。附有放射性示踪器。放射性信号的强弱同接受试验的血清中的抗体量成正比。这种试验的优点是灵敏度高、结果具体明确。
我们等待结果。真可谓不胜企盼之至。我打赌说可以找到3t7M病病毒，不过数目估计相当低。究竟低到计么程度，我希望还不至于只有六百分之一吧。至少我会摊上一次找到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吧。为了能够作出合乎情理的估计，证实1876年时偏远的扎伊尔北部普遍出现过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我需要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
终于，艾滋病实验室找我的电话来了，说试验已全部完成。
酵素链免疫吸收检定的一系列检验，目的为了寻找病毒抗体。此次又等到放射免疫沉淀法各个检验的证实，在600份血样中找出5份艾滋病病毒抗体。也就是说1976年期间，居住在扬布库地区的居民，有0。8％的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据巴黎克劳德·伯纳德医院的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1986年的一项研究内容证实，1976年，来自苏丹的血样中出现了0。8的抗体比例，也就是说每1000个人中有9个是受了感染的。这个结论同我们在扎伊尔摸IAgh情况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并不就此罢手，我们要在“疾病控制中心”试试能否从这5份血样中分离出AIDS病病毒来。大多数病毒脱离了人体就难存活。艾滋病病毒也不例夕。只要抽出体外，少则几分钟，多不过数小时，它们往往就在血样中死去。为了保证它们的生存，采集血样的过程和随后的保存措施，必须极其小心。扬布库首次进行研究时，我们没有用心在意。在处置艾滋病病毒方面，最可取的方法是从病人全血中采取并保存好血细胞。可惜扬布库的一批血样没有保存血细胞，而只是血清。
这些血样远涉重洋送到亚特兰大，一路上倍加小心。用的是干冰运输法。干冰的温度保持在摄氏零下几度。但是，我们没法回避历经漫长10年这个事实。在保持病毒存活这一点上说，10年太长了。尤其一切相应条件远不理想，滴定率相对说来很低。我们也知道，出现抗体的5个接受采血者在采血的当时，还是活得很正常的，而且还是那次埃波拉病毒爆发中的幸存者。这5个人谁也没有出现任何像艾滋病这类疾病的症状，——至少那时候没有。
承担从5份血样中提取病毒这一项极不容易做好的任务的是一位年轻妇女。就是艾滋病病毒室的简·格彻尔。她身材高而瘦，年约三十五六岁，确是科班出身。由医务技术员干起，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她的学位论文就是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取得博士学位后，她又参加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新疾病实验室工作。这次，我向她提供了另一新的机会。她一如既往，又以她历来接受各个项目时同样的热忱和精力投入工作。
简的工作得到实验室一名矮壮墩实的技师的协助。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唐纳德（Donald）。两人搞了自己的组织培养系统，并开始在这个系统里养育那极少一点点宝贝似的血清。为了查清5份血样中有没有找到病毒的可能，他需要做的第一步是从新鲜血液中培养出淋巴细胞，也就是从淋巴组织中把细胞分离出来。所谓淋巴组织是指淋巴结节、脾、扁桃体等等，都是人体免疫系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病毒一露头，淋巴细胞必定挺胸而出、作出毫不含糊的反应。试验要求的条件是，淋巴细胞的量一定要足。所以简和唐纳德先得促生和繁殖这些淋巴细胞，把它同有病毒存在嫌疑的血样混在一起。说来容易，真要做起来，既费时又费心。安排组织一套接一套。而且要懂行，有经验，都得靠高度敬业精神。就算这些都具备了，还得碰运气。日复一日，简和唐纳德两人给培养基补充养分。该换的换、该添的添。全靠在这一部分流体中能看到淋已细胞繁殖增长。再就是定时试验了。要查看有没有逆转酶出现。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