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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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先品尝了调制的饮料，然后撅撅嘴皱起眉说：“酒味不够”，她转身对一位住院医生说：“孩子，到我桌子底下把一瓶威士忌酒拿来。这酒是一位病人为了感谢而送我的礼物。”酒瓶一到手，她就把酒倒进大钵，统统都倒进去了。这次聚会结果开得很好。
我很幸运与特丽莎·泰特（Teresa Tate）成了好友。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有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她出身有钱人家，还曾与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一同上学。因此她进医学院并非为了将来的生汁。而是出于她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志愿。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得住她。当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使谢洛克夫人非常高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领导偏爱妇女甚于男人的唯一一次。
有一次，特丽莎和我忽发奇想，用彩色蜡笔在病人的记录纸上做标记：红色代表血红蛋白，黄色代表胆红素（bilirudin）。胆红素是引发黄疽病的。我们把结果贴在病人的床脚一端。谢洛克夫人党得这样做挺好，并让年长的住院医生们看。她大声说：“瞧，孩子们，事情就该这么做！”（她总是称呼男士们为“孩子”。）“现在你们可以看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的同事们真正喜欢我们两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那种咬牙的样子。
医务实习期后。我必须当六个月的外科往院医师。但外科不适合我的性格，外科医师好像并非真正需要用脑子办个。他们老是开刀。除此之外，我的兴趣在另外的方面。自从我在谢洛克夫人手下工作、护理肝炎病人起，我就对病毒着了迷。因此当我一旦完成了外科注院医师的任务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到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PHIS）（Public HealthLaboratory Service）去工作，那里是英国一个病毒学训练的好地方。
问题是那时候病毒是科学的灰姑娘。医学界对病毒并不认真对待，因为他们认为病毒并非引起疾病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不管怎样，“没有办法对付病毒”。在那些日子里，把公共卫生的重点放在疾病的预防上是一种陌生的观点。你等待患者得病，然后设法去医治他。此外还广泛地相信现代药物已经战胜了像小儿麻痹症那样的疾病，一位同行甚至为我的兴趣而责备我，他坚持认为我专攻病毒性疾病是很“不恰当的”。他说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细菌学一一像他所做的那样一一那一定会提供我成为一个病毒学家所需的一切知识。然而，不知怎么，我坚信他是错的，而且，在这点上，大多数人是错的。我坚信病毒学将成为一门有发展的事业。
病毒学、管道和埃波拉病毒
1978年我完成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硕士学位学业之后到了牛津（Oxford）。在那里我受雇于拉德克利夫医院（RadceiffeHospital）的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一有可能我就要求转入病毒学。人家告诉我，那里没有空额。失望之余，我将目光转向另一方向，并找到一个职位，跟鲍勃·米切尔（Bob Mitchell）一同工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菌学家和教师，在邻近的邱吉尔医院（Churchill Hospital）指导该院的细菌学实验室。我的最高上级是约翰·托宾（John Tobin），他是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和病毒学主任。约翰年纪五六十岁，行动迅速、热诚、诙谐，有点自行其是。哪里有新东西，他就出现在哪里，双目略微瞪大。他以坐在实验室的橙子上来自动手，做点技术工作为乐。凡愿参加的人。他都乐意吸收进来同他共同工作。我是那些志愿者之一。约翰是第一个教我病毒学的入。
“在病毒学中”，他对我说，“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要做得快。”
那时我们正准备组织培养物，——长在试管里的细胞一—必须十分小心不使它们感染细菌和真菌。那是个好主意：速度起作用。我们用萤光抗体检验法一一一种叫做免疫萤光（IFA）的技术一一来检测一种新发现的微生物，即引起退伍军人病——退伍军人肺炎的微生物。约翰并不糊涂；对他来说退伍军人病是或不是一种病毒，没有什么差异。真正要紧的是那是新事物。不管怎样。病毒学家使用免疫萤光技术要比细菌学家来得多。它确证或量比引起感染的微生物的抗体或抗原，那种萤光染料使你能看见微生物，因为它在一定波长的紫外线下会发黄光。抗原把抗体当作“外来”入侵者的物质。这些可以包括病毒、毒素、配伍禁忌的血液、细菌或器官移植体。这些东西存在于人体刺激免疫系统，后者又转而制造出保护性抗体来对抗他们。如果没有这种机制，人类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当时最讨厌的抗原之一当然就是退伍军人病。它同1976年在费城召开的美国退伍军人会议的参加者中间神秘地爆发的致命肺炎有关。虽然那次爆发已经过去两年，约翰是英国第一个研究该细菌的人。鲍勃·米切尔也积极参与。于是我们三人就合作进一步研究这种疾病。
我们的研究大多在下班以后进行。这是有原因的。每天下午五时左右，当实验室技术员将要回家的时候，约翰便来找我说：“苏，让我们来发萤光吧！”别人或许以为这是一种很怪的邀请，但我对此热烈响应。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丢开一天的日常工作，取出培养物，同他们一起工作到深夜。我们之所以在业余时间做这些，主要原因是因为技术员们会担心和不高兴。他们会想我们在干什么？把他们的生命置于高度致病性的新微生物的危险之中？而且他们会想还有哪些微生物比退伍军人病更易致病？这就是我的“追猎第四级病毒”生活的开始——处理别人认为危险的东西！
然而我不在乎这种危险。我估计，只要我正确对待所研究的微生物，并遵循合理的预防措施，我就会是安全的。此外，我对约翰抱有信心。他同微生物打交道有很长时间了，并且知道怎样对付它们。
我们所做的关于退伍军人病的工作开始有收获了。约翰和我被请去向临床呼吸疾病小组作报告。我们讲了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知识着重在症状。医生们常常把退伍军人病误诊为常见的肺炎而从来不知道患者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们确知这种疾病的传染要比人们想像的更为广泛。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在显微镜下研究的这种疾病即将直接出现在邱吉尔医院的病房里。而将要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实的人正坐在听众席上。他是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名叫马丁·缨尔斯（Martin Muers）。
我们作报告的几天以后，马丁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正从拉德克利夫医院打电话。那医院位于古城牛津的牛津大学中心，就在我们的山脚下。
“我将对一位做过肾移植的患者做支气管窥镜检查”，他说，然后又加上：“我想她也许患了退伍军人病。需要做些什么来检验一下？”
“请你从肺部深处（越深越好）取一个任何能取得的样品，注意在取出的过程中避免污染”。
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一会。无疑，马丁是在揣摸怎样才能满足我提出的规格要求。我提出一些建议。然后他说：“让我想想我能做些什么。”
一小时过去了。时间已经晚了。实验室技术员已经回家了。我透过窗子看见马丁骑着自行车朝山上走来。他带了一支10毫升消毒离心机管。管里有三条支气管窥镜小管。好极了，正是我所要求的。
“我希望你用消毒剪刀将它们剪开。”我说。
我将烧瓶放在安全柜里——等我想好用它们来做什么。我需要的东西就在这些小管子里的某个地方，但是怎样把它取出来？我不能脚地将管子割开，因为那样会使它感染到分散在管子外壁上的各种各样的呼吸道里的细菌，这些细菌会长满在退伍军人病的病菌上，我就会找不到它。这种管子有一个极细的开口，而我没有更细的东西可以伸进去。管内的东西大粘，不能用一支消毒过的皮下注射针将它吸出来。而且不管怎样，小管比任何我手头有的针要长。我要的是一种既长且细并且无菌的东西，可以用它伸进管内吸出其中的东西。
因此我自己来做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将一根玻璃吸量管在本生灯上加热，然后等它在火焰中变红时，将它拉长到我能做到的最细的程度。我不得不试做几次，扔掉一些碎玻璃、然后才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我终于得到一根细长、极薄而且中空的玻璃管，细到能够插进那支气管窥镜小软管里。我走到放样品的柜前，打开风扇以保证适当通风，再戴上一副手套。我打开玻璃瓶，小心翼翼地用无菌钳将一根小软管取出，然后将小管两端剪掉，插入我的细玻璃管，慢慢地将它推进去。
成功了！
我设法取出了一些粘乎乎的东西。然后将它放在鲍勃·米切尔和我于同一天制备的退伍军人病菌的培养基上。这种培养基是微红色的混合物，它是由一种加入了铁、维生素和少许血液的半固体状的琼脂冻制成的。如果粘糊状的样品在培养基上长出一些带黑色晕圈的东西，那么我们便找到了退伍军人病病菌的踪迹。
三天之后，情况看来令人失望。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但是我为至少没有出现污染而感到欣慰。鲍勃·米切尔比我有经验，注意到培养基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肉眼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在一滴粘状物下面出现了一小点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