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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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就受到病毒感染。它们自己不发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体内不断繁殖，然而却躲过了它的免疫系统，也许是让免疫系统误认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性使病毒得以在病人体内不为断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残暴和聪明，如人体免疫系统缺损病毒就会使无数人终身为它们服务，而我们至今对它仍缺少了解，既不能医治，也不能预防。
　　当时，从患过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体是对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体不能防止人们再次感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们再次患病时，病情不会过于严重。不管怎样，我得尽量防止我的工作人员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道，那是桩十分危险的工作。我对这事有点担心，但是也没必要过分忧虑，因为不难找到有拉沙病毒抗体的人。主要问题在于要找到既有抗体而又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塞拉利昂东方省没有几个人上过一两年学，应征者中最高水平的只上过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计算。在这里除了通过人事关系而获得少数几个政府职位外，可干的工作就是农业，谁有必要为此而上学呢，因此，我能找到的应征者极为有限。我也需要会说本地方言门德语（Mende）和较通用的克里奥语的人。最后我还需要掌握基本医学知识的人。很快，我发现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实际上，要为这项工作找到训练有素的医生的努力早就失败了，这不足为奇，塞拉利昂没有医科学校。本地的医生来自两条系统，或在西方或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在西方上过学的，回来后一般在弗里敦找到较好的岗位，或是为政府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可观的年金，下午和晚上还能在私人场所兼职。他们很少到农村来。
　　从苏联受训的人口国后则大多到政府医疗系统工作并立即被派往农村。从理论上说，在苏联受过训的医生在派往农村前要先在费里敦实习，而实际上，这种所谓实习只不过是从几乎不合格的医生中把最不合格的淘汰出去而已。地方医院中充斥着这种不合格的医生，他们大多是莫斯科卢蒙巴友谊大学（Patrice　lumumba　Friendship　Uuiversity）的毕业生。该学校的课程表中政治理论课要比解剖学来得多。许多在苏联受训的医生比屠夫强不了多少。他们在毫无戒备的当地居民身上随心所欲地胡乱操作着。过不了多久，连最无知的村民都懂得对政府医院要退避三舍。
　　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无处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种蓝色的小卡车在破烂不堪的道路上颠簸几英里去找一家比较好的教会医院。这种卡车是作为万能车辆行驶的，通常挤满人和货物，牲畜也像沙丁鱼似地挤在一起，粪便四流。挤不进车厢的乘客就爬在车顶或悬挂在车箱两旁和尾部，真是生死攸关。
　　尽管没有合适的医生，我却获得许多应征者。用凯内马的标准来衡量，我快成为大雇主了。卫生部向我推荐了几名候选人。我面谈的第一批人竟都是卫生部某个人的亲戚，根本不符合条件。我很快发现我必须接受他们推荐的任何人，这些人被录用后得付钱给他们的推荐人。我需要卫生部的合作，否则我没法实行我的方案。因此，我的处境相当微妙。
　　于是我采取超额雇用人员的办法，录取了包括卫生部推荐的人和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只是试用，之后要根据他们的表现择优录用。这种作法，不管最后谁被录用，大家都不丢脸。落榜的人只好责怪自己不够条件。
　　于是我在凯内马开始培训新雇员。训练开始，我让他们实际操作并接受书面考试以了解他们的水平，最后我留下了一批我认为可以培训成为合格技术人员的年轻人。大多数高中毕业，没多少工作经验。这也不错，他们还没来得及养成不良的工作习惯。我从最基本的要求作起，告诉他们必须每天准时上班，在实验室里，我告诉他们要完成哪几件事：不幸的是，那时，这些简单的要求对塞拉利昂的许多资深的政府雇员来说也是新鲜事。
　　录用和培训雇员是桩艰苦差事，但是高兴的是我找到几个很不错的人，其中有些人和我们共事了13年以上。特别运气的是我们找到约翰·坎迪（John　Kande）。坎迪个子不高，稍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他对棕榈酒嗜好的发展，他变得愈来愈胖。圆圆的脸上留着小胡子，黑眼珠上老戴着一副墨镜。他性格开朗，颇受妇女喜爱。
　　棕榈酒是非洲名酒，由棕榈树液发酵而成。制酒工人用一条细竹圈把自己缚住，光脚爬上棕搁树顶，把树液吸人葫芦瓢内（这样做是有一定危险的）。树液呈白色，甘醇可口，多饮能够醉人。
　　坎迪能说好几种方言，他对林巴语（Limba）的掌握尤其使他备受欢迎。林巴语是制酒工人的语言，坎迪能说这种方言，使我们这支队伍每天晚餐时都能喝到新鲜的棕榈酒。棕榈酒最讲究新鲜，怎样才算新鲜呢？晚上喝的酒必须是当天早上采集的。一整天的发酵时间最合适，到第二天喝就成汽油味了。
　　坎迪还有本事与当地的头头及其他主要人物交往，而使这些人了解我们项目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有些人可能轻易地得到棕榈酒，有些人擅于获得头头们的欢心，坎迪则兼而有之。他性格中的唯一缺点是，在整天工作和整晚喝酒之后容易与人打架。不时的，坎迪会因酗酒和行为不检点而被关进监狱。这时他交友的才干就起作用了。他会把村里的头头或长者请来，他们立刻就会想办法把他保释出狱。负责拉沙热病项目的官员常常为此奔走。
　　与拉沙热病项目打了多年交道之后，坎迪成了一名动物专家。他开办了一个老鼠繁殖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样品。他的成就的顶峰是在1989年为要拍摄记录片的一支摄影队架设了一个“摄影棚”。要想在鼠穴中拍摄老鼠是很困难的，于是他挑选了几只不带病毒的老鼠，给它们注射了微量麻醉剂，然后放进他的“摄影棚”里。老鼠的表现十分精彩，摄影队拍出了一些漂亮的镜头。但坎迪对其中几只老鼠麻醉过量，以至当它们在我们为加强戏剧效果而特地布置的一些残余食品中间跌跌憧撞地爬过时，就像真喝过棕榈酒一样，竟从桌上一头栽下来，还得把它们检回桌上去。
　　雇用工作人员之后，我当然得给他们找住处。这是个问题，因为对外来者存在各种偏见。这里没有房子出租，因为习惯上不允许陌生人寄宿过夜，更不要说长期居住了。凡不在本村出生的人都算是外来者。村民对陌生人怀有疑惧，怕他们会带来不祥。他们认为一个人若不是存有某种不良动机，怎么会离开自己的家呢？当然这是发生在农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市之前。近来，随着劳工的转移和贸易进入非洲的边远地区，人们对陌生人的态度大大改观了。
　　然而，1976年，凯内马北部的钻石矿区是个例外。那里有许多陌生人，他们是来寻找世界上最优质的钻石的。钻石是塞拉利昂仅有的少数资源之一。钻石矿多属国有，然而这一行业也吸引了许多想发财致富的人。不仅是塞拉利昂，四面八方都有人来。一夜之间，所有的村庄都沸腾开来，只是由于听说某某人走过树丛时找到一颗钻石……于是整个丛林的树木就会被砍光，剩下来的只是大坑和红土堆。人们裹着缠腰布，站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大汗淋漓地掘着，筛着，做着发财梦。有些人发财了，但更多的钻石落入黎巴嫩人手中，他们控制着该地区的贸易，抢购钻石，大量的宝贵钻石都被走私出去了。
　　这些村落转眼间繁荣起来，也瞬即衰败下去。只要听说另一个村子发现了钻石，居民会一跑而空。人口的突然转移给我们对拉沙病毒传播情况的调查带来很大困难。这种淘金热差不多就像当年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发现金矿时的情况。幸而我们面对的居民并非一味单指望靠钻石致富，他们是只要能摆脱赤贫状态就行。一点钱就能起作用。它奇迹般地改变了村民拒绝出租房屋给陌生人的偏见。一说出我们愿付房租时，要多少房间都能做到。
　　当我的雇员们一切准备停当时，我打算正式开始对拉沙热病毒的监视规划。当时是1977年2月初，我从扎伊尔回来整4个月。我的工作人员受训两个月之后，现在要动真格的了——要对付真正的拉沙热病毒患者。
　　病人是不缺的，周围有许多拉沙热病毒患者。
　　我事先想到我们的工作会相当繁忙，但没料到会忙到现在这种程度。第一个月我们就见到近30个病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不久得知一、二月旱季是拉沙热病盛行的高峰季节。30个病人中后来死了9个，这对我的新雇员来说，是一次艰难的、但十分有效的受教育机会。
　　我们的计划有二：一是测试我们新安装好的实验室能否正常运行。二是我们的数据收集系统是否有效。我选择了我和卡尔·约翰逊一起参观过的两所医院：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和潘古玛的教会医院，以这两所医院的拉沙热病患者作为检查对象。这两所都是教会医院，也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又都位于拉沙热病高发区。我们想更好地了拉沙热病的不同症状。我们的员工已经接受过要对病人的病史作详细了解的训练，我告诉他们要记录头痛、肌肉痛、嗓子痛等各种症状。一定要保证医生为病人量体温、检查眼球、牙床是否血，尿中是否有蛋白质或带血。工作人员把血样带回我的新油漆过的、接通了电源的实验室，我用从“疾病控制中心”带来的试剂测试血样中是否存有抗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过程，用离心器把黄色血清分离，然后混入试剂，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阳性反应、阳性反应、阳性反应！
　　我们好像中了头彩似的。每个员工都听从指挥。他们想干好工作不仅是意识到这项研究计划和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