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长大的-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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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班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我和梁家辉、潘宏彬成为好朋友。专门在上课时举手发问一些与课程无关的问题，尖酸刻薄。例如：“老师，为什么你的头不长头发？”我们戴墨镜上课，老师问原因，我们异口同声答道：“因为你的光头太刺眼了。”气得老师呕血。课馀，我们会找一些课外课程充实自己，跑去尖沙咀的青年会练翻筋斗，练粤剧遁手、身段、架式。因为训练班里的竞争也很大，每次考试也删去不少学员，第三期的考试后，两班只删下二十人左右。我的成绩一直在班里领前，最棒的是编剧科，每次均拿甲等成绩，有时，还会替同学做枪手，写剧本交功课。 虽然我的兴趣一直在编剧上，但训练班则较注重学员的幕前训练，导师对我的评语是：正面小生人才。实习期间，我跟家辉本着“拚命三郎”的性格，得到最多的机会实习，通告差不多每天都有，古装时装，正派反派，唱歌跳舞，什么都做，只差没扮过女人！晚上放学后有空档的话，又跑去夜总会给登台的歌星伴舞；华尔滋、恰恰、迪斯可，似懂非懂的都全部用上了，遇上唱古装剧主题曲的，还替人家编舞呢！一天到晚，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余佬、李景生和朱强他们每个月只能跟我聚个两、三次，有几次还是他们去夜总会捧我的场才见到面。可是安琪，我却已经整整一个月没见过她了。有数次她传呼我，我匆匆的覆了电话，又匆匆地挂线，我希望她能明白我的情况。工作，休息，工作再工作，终于等到“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日子，我正计画找节目，正好余佬、李景生、朱强、阿伟传呼我约吃中饭，我连声答应他们。我们约在“京香楼”吃京菜，刚坐下，我即想起安琪就住在“京香楼”的对面大厦。我提出把安琪也叫来吃饭，众人无异议，推派我去打电话。
我打去她家，安琪来接听。我告诉她大家都在“京香楼”吃饭，叫她也一起来。她在话筒那厢迟疑了好一阵子，问：“他们是谁？”“余佬、肥胡、李景生、阿伟，你都认识的。”那边又沉默了。“喂，安琪？”“是，在。”“怎么婆婆妈妈的？”“没有婆婆妈妈，只是我不来吃饭了，我有点不舒服。”她淡淡的说，但任谁都听得出她在找藉口。“为什么？”我嚷，“我们这么久没见面了。”她又推说累。“我们改天再说，我会传呼你。”我叹口气，女孩子真难明白，无端闹起情绪来。余佬以专家口吻说：“没什么大不了，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去就保证雨过天青！”可是“明天”我又忙得把整件事忘得一乾二净了。安琪在某个晚上传呼我，她说她有话要跟我说。我们约了在她家的天台见面。我收了工立即就走，脸上还涂着厚厚的化妆品。
她站在月光底下，愁眉深锁。她转过身来，眼角有泪痕。“你哭了，发生了什么事？”我轻问。她伸手摸摸脸，平静地说：“可以帮我做一个抉择吗？”“什么抉择？”她咬了咬唇，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在你跟李景生两人当中做一个选择。”我笑了，像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飞机在头上掠过。我想我又听错了。我甩甩头。但随即又听到安琪冷静的声音：“我不想伤害你跟景生，你们两人都对我很好很好，可是我实在不懂得如何做出决定才能令大家都好过点。”我终于明白，错愕得不能自己。我重重的挥拳打向空气。想起那天我们在这里许下的诺言，我不禁叹气。“谢谢你告诉我，安琪。”“对不起。”她低下头说：“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好。”我苦笑道：“我明白事情不能勉强，而我所能做的是等候你的答案，你好好的考虑清楚再告诉我。”我无法大方得替她做出决定。两天后，我有了明确的答案。她在电话里直接跟我说：“我想做为一个丈夫，李景生会是个比较适合的人选。”我听了，很觉得索然无味。既生瑜，又何生亮？我唯有再以苦笑去面对问题。能够笑，还是好的。
我又投入日以继夜的工作程序，半年实习期过后，我正式毕业。毕业典礼上，我获颁发甲等成绩证书。顺理成章地，电视台邀我签艺员合约。父母当中，母亲投反对票，父亲则自由民主，跟我分析情况。他赞成我不妨一试。“年轻人，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他说。于是在八一年，我跟无线电视签下一纸合约。我拨了电话给林安琪，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我并不恨她，也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我仍然视他俩为我的朋友。适当的时间、适当的人。李景生恰如其分地做到了。某年某月，传来他俩的婚讯。我的心里像打翻五味架。但又能怎样？我在他俩结婚那天离开香港，启程去新加坡登台，这是早就安排好的工作，我说不出是恰巧还是有意避什么？可是回港后，意外地听到余佬说他们的婚期延后了。原因大家都不清楚，但一年后第二次传来婚讯，不到几天，又宣取消了。个中因由，大家不敢问也不明白。尤其是我，我有拨电话给安琪的冲动。八五年四月，我意想不到的又收到他们的请柬，上面写着：李景生、林安琪，我俩情投意合，谨订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时正，假香港大会堂婚姻注册署举行结婚典礼，诚邀各方好友前来分享我俩的喜悦。我拿着这张粉红色的喜帖，鼻子不自觉地酸了起来。安琪没有忘记我们之间的承诺。在她一而再地把婚期延迟，选择了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结婚。刚好是整整的五年。我默默的深受感动。不管事实如何，我愿意相信我和安琪的缘分至此时才淡出。一厢情愿地相信。
六、A级的自信
今日无聊才去睡。“日记”里有几天是父亲的声音：“走！别来烦我！”或是：“走！别发神经！”这都是我强迫他开口录音时收录下的话。我继续我每天的自白：我总是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碰上试镜的机会。谁会想到在一个金曲颁奖典礼上担任搀扶嘉宾一职的我，竟又得到导演泰迪罗宾的注意。他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走来后台找我。
“你的外型很不错，我想请你为我们的下一部新片‘彩云曲'试镜。”就凭这两句话，我上了新艺城电影公司碰运气。同一时间，导演黎大炜也通过无线电视找我试镜。他约了我在“新香港”的办公室见面。那天我装扮得如时下最流行的“特工队”一样，身穿印有“特工队”大家笑作一团，那个男孩子又回复一脸为难。另一个记者为他解窘：“父母有个儿子，非我兄弟姐妹，谜底是’自己'，哪里是刘德华，你们这班老行尊专欺负新人！别猜什么谜了，拍照，拍照！”照相、访问再照相，经验告诉我，招待会已接近尾声。
这么些年以来，对于招待会或访问的场面早已驾轻就熟，经验累积，我已懂得向不同角度的镁光灯做出反应和回答各类型的问题。我搭着那新人的肩膊，又跟他拍了些合照，情况就一如当年在无线电视台的化妆间内，戚美珍热情地搭着我的肩头，让记者拍照。
那次是我跟记者的第一次接触。感觉是尴尬和无所适从。跟同期的戚美珍和符钰晶相比，我无疑是无名小卒一个，有部分记者甚至对我毫无印象。当戚美珍在化妆间的一端对着坐在另一端的我大嚷：“喂，华仔，过来一起拍照，华仔！”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对着数十对陌生的眼神，我走过去好，还是不走过去好？既怕被人说抢镜头，又怕被人指装清高，两不讨好。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走过去跟大家打招呼。镁光灯连续闪了数十下，闪完了，正想走开，忽觉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到。我略一迟疑。“咦？华仔，什么事？”戚美珍在旁奇问。“哦，没事。”我慌忙掩饰，举起脚就走，勉强在眼前乱飞的白光点中力求出路。刚好这时有一个新记者走进化妆间，请了戚美珍和符钰晶去停车场拍一些生活照。
剩下我。我耸耸肩，阿Q的笑一笑，刚想坐下，听到有人喊：“喂，华仔，这边！”我抖一抖神，抬头。见到黄日华匆匆忙忙地走进来。此“华仔”不是我这个“华仔”。我顿时像泄气的皮球，重新把身子滑落座位上。没关系，我想，照相照得多就变成纸上明星，招人话柄，我再次阿Q的想。“华仔！”又有人在叫“华仔”。我没有理会，专心整理我的头发。猛地一大掌拍向我肩头。“喂，装明星架子！不用打招呼？！”凶巴巴的，原来是彬仔。他满头大汗，刚从外景回来。我们像十年没见过面似，互相抢话说，交换所见所闻……
三百六十五个跑龙套的日子。我一直沉着气，没有气馁。我以“A”级成绩毕业，也很相信训练班的导师并不胡乱评分。我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可是我手上的一叠“杀手甲、学生乙、商人丙”的通告显示：我还要耐心地等这个机会。等、等、等，每次传呼机一响，就机械地问同样的三个问题：“几点？什么地方集合？什么戏？”后来连“什么戏”也懒得问，因为来来去去不外是甲乙丙丁的角色。这天更惨，跑到荒山岭秃头地拍刺客甲，打得落花流水，汗流浃背。中途休息空档，翻出传呼机，似有口讯待覆。但身处寸草不生之地，何来公共电话？待到回覆的时候，已经是四个小时之后的事了。抓起电话筒，线路一拨通，我就惯性的问：“几点？什么地方出发？”
“你是谁？”完完全全一个陌生的女人声音。“你找谁？”我忙把电话重复一遍。“我是一九九二号传呼机的主人。”“啊！刘德华！”她以这种近乎兴奋的语调读出我的名字，教我觉得飘飘然。原来她是香港电台电视节目部的导播，单慧珠。她道明来意：“我在替一部电视单元剧找男主角，原本已找了严秋华，但后来发觉他的档期给了无线，我只好另觅他人。”单慧珠说话的速度比一般人快，我要很用心才可听到她的每一句话。她是一个急性子的女导演，说不了三句话，就说：“不说了，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