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郑之我是郑克臧-第2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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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准格尔人的“驼城”内外激起了一些尘土，造成了极少数的人畜死伤。
所谓“驼城”就是把骆驼的四肢绑住令其卧倒在地，然后堆上木箱和用水沾湿的毛毡，士兵可以躲在驼峰与木箱之间向外射击。但是准格尔人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意识到清军会有数目较多的火炮，因此没有堵塞住骆驼的耳朵，当如雷的爆炸声次第响起的时候，受惊的骆驼发疯般摆脱捆扎的绳索，受此一变，驼城便纷纷垮塌了。
见到准格尔人的“驼城”不堪用了，清军便以为胜券在握，于是罔顾不利的地形纷纷向山上杀去，结果却遭到准格尔军用弓箭和滑膛枪的猛烈狙击，清军死伤枕藉，好不容易杀到了“驼城”边，又在短兵相接中被悍勇的准格尔人给逐了出来。
丢下上千具尸体的清军狼狈不堪的逃下乌兰布通山，指挥作战的裕亲王福全虽然鼓动全军再战，然而能打的陕西绿营已然成了空壳，剩下的八旗兵和内蒙兵又全然无用，不得已福全只好休兵罢战。鉴于清军的兵力依旧众多，人数只有清军五分之一的噶尔丹也不敢主动挑起战斗，由此这一天的战事就此落幕。
对此惨败，福全却奏报：“抚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福全等疏报，七月二十九日，臣等闻厄鲁特屯于乌阑布通，即整列队伍。八月初一日黎明前进，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至山下，见厄鲁特于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横卧骆驼，以为障蔽。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卷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右翼进击，为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本欲尽灭余贼，但昏夜地险，收兵徐退。其噶尔丹死于乱兵与否，俟后查明另奏外，事关大败贼众，谨以奏闻。”
关于这一天的战事，当时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报告却如此说道：“在反击厄鲁特汗的一次战役（注：即乌兰布通之战）中，皇帝（注：指康熙帝）知道他的军队所以蒙受重大损失而未能将敌军彻底击溃，是因为厄鲁特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
白晋还写道：“此后，皇帝就命令他的骑兵，甚至侍卫中的精骑兵，练习在骑马跑动时，或者勒马站停时使用火器和弓箭。”
而白晋的说词可以用《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记载的记载加以应证：“上谕大学士伊桑阿等，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不鸣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自古兵法无不预加训练。前者，八旗之兵，春秋校猎，即训练武备之意。但校猎恐疲兵丁之马，今既停止校猎。其令八旗兵丁，春秋二季集于旷阔之地，布阵鸣笳，教练步伐……”
甚至连康熙的舅舅佟国纲，也在这一天的撤退中被准格尔军的滑膛枪子弹打死了，由此可见清军当日攻击未果后的惨状。
而关于这一天准格尔军的伤亡情况，福全在另一份战报如是写道：“八月初一日，击败噶尔丹，薄暮收军。次日，即前进剿杀余寇，见噶尔丹据险坚拒，故使我将士暂息。”
情况已经很明显了，八月一日下午激战后，噶尔丹不仅没有被击败，反而集结军队，凭险固守，阵地并未动摇。
对此，当时供职于清廷的法国传教士张诚记述乌兰布通之战时说：“厄鲁特王（注：即噶尔丹）对他们的行军情况很熟悉，下了决心，在离北京城大约八十里格（注：一里格约五公里）的地方（即乌兰布通）迎战。这个王所占的地形极为有利，他虽然缺少象帝国军队那种配备优良的大炮，军队的人数也少，但他仍不顾双方力量悬殊，迎接对方的挑战。开始时他的前锋受敌方的炮击损失甚重，这迫使他改变战斗部署。由于他布防在大沼泽后面，皇帝的军队不能包围他。他非常勇敢地进行防御，直到夜幕降临，各方才都收兵回营。”
由此可见，战争开始时准噶尔军遭到清军炮击，的确受到一些损重，但在当天作战结束的时候，双方的力量实质上形成了对峙，未能分出胜负甚至可以说是噶尔丹获得了胜利。
噶尔丹在八月一日下午的激战中虽然获胜，但他毕竟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而清军虽遭重创，但兵力仍很雄厚，所增调之各路军队陆续挺进乌兰布通，即将对准噶尔军形成包围之势。在这种形势下，迅速脱离战斗，退回漠北，才是噶尔丹的惟一出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己方大部队安全撤退，并不知道郑军在江南地区已经登陆的噶尔丹采取了与清军讲和的策略，并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
八月二日，噶尔丹派大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到清军统帅部请和，以自己军事胜利作为筹码，向对方发起心理攻势，坚持索要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但遭到清军统帅们的严厉拒绝。噶尔丹使者表示要继续谈判，并说“一二日内，济隆胡图克图即来讲理修好”。
八月四日，西藏大喇嘛济隆呼图克图率弟子七十余人到清军统帅部求和，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皆大非礼”。他一再解释战争是因为“索其仇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致有此误”，并无与“一统宇宙之主”康熙作对之意。他降低谈判条件，放弃索要土谢图汗，只要求把“哲布尊丹巴遣送其师达赖喇嘛处”。济隆还说噶尔丹要撤出乌兰布通，到有水草之地等待议和。
福全等没有答应济隆的要求，并威胁说：“岂有因噶尔丹之言，遂遣送达赖喇嘛之理。因待汝来，稽我行事，我今即前进矣。”
济隆迫于清军的军事压力，表示只要允许噶尔丹撤出边外，其他要求都可以放弃……
其实，噶尔丹在乌兰布通尚未被清军所包围，后退之路依然敞开。但他担心一旦离开阵地就会遭到清军的围追堵截。所以，噶尔丹用讲和稳住清军，以便乘机逃脱。所以就在济隆呼图克图抵达清军大营的当天夜里，噶尔丹便率部迅速撤离乌兰布通，“自什拉磨楞河载水横度大碛山，连夜遁走刚阿脑儿”。这样一来，噶尔丹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三天休整后，乘清军不备，急速撤退，成功地甩开清军，奔向边外。只不过在归返科布多大营的途中噶尔丹遭遇瘟疫“得还科布多者，不过数千人耳。”
从此，噶尔丹失去染指清朝的能力，只有在漠北活动，战争的重心再一次转移到大陆的东南方向……
第246章 徐乾学
嘉兴地处东南沿海，当钱塘江与东海之会，揽江、海、湖之形胜，素有吴根越角、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春秋时，此地名长水，又称槜李，吴越两国在此风云角逐；战国时，划入楚境；秦置由拳县、海盐县，属会稽郡；三国时吴国雄踞江东，析由拳县南境、海盐县西境置盐官县。吴黄龙三年（231）因“由拳野稻自生”，吴大帝孙权以为祥瑞，改由拳为禾兴，吴大帝赤乌五年（242）又改称嘉兴县，以后历代沿用其名。
至唐代，嘉兴已成为中国东南重要产粮区，素有“浙西三屯，嘉禾为大”、“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的说法。五代，吴越国在嘉兴设置开元府，后改为秀州，领嘉兴、海盐、华亭、崇德4县。至北宋，又改秀州为嘉禾郡，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升郡为府，后改嘉兴军。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嘉兴军为嘉兴府安抚司，旋升为嘉兴路总管府。宋元时，嘉兴经济较发达，被称为“百工技艺与苏杭等”、“生齿蕃而货财阜，为浙西最”。到了朱元璋肇建明王朝，嘉兴又由路改府。明弘治《嘉兴府志》记载：“嘉兴为浙西大府”、“江东一都会也”。不过明清鼎革之际，清军攻破嘉兴城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使嘉兴城损失惨重，已不复当年繁华，这种状况直到康熙二十九年都尚未改变。
“嘉兴自古唐代以来皆是水城格局。”遥望着面前的城池，参军事辛忠国向指挥战事的洪拱柱解说着。“除小西门水关外，四面各有水陆城门一座，西门曰通越门，南门曰澄海门，东门曰春波门，北门曰望吴门，京杭运河至西南两面城门入城由东北两座城门出城，运河河水同时绕城，形同护城河堤。”
“清廷曾沿本朝先制在嘉兴设立卫一，所四，并归嘉兴协城守营管辖，嘉兴协设有游击一员，驻海盐，游击之下辖左、右营，各营设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合计共有马步战守兵一千四百余人人，其中左营驻嘉兴府城，右营与乍浦水师营一起驻防乍浦。”陈保全的二弟陈保振以参军承制的身份补充着。“右营之前和乍浦水师营一起被舟山分舰队的炮火给打垮，分散在海宁、澉浦两所千总部则逃入了嘉兴城，再加上一同被堵在城内的杭州驻防八旗左翼副都统所部一千二百余人、杭嘉湖海防兵备道所部两营七百余人以及督抚标兵三营约一千一百人，目前大致估算下来，守城清军总数约为四千余人，再算上城内的乡勇、民壮、团练，总兵力当在六、七千人。”
“嘉兴城内的清军其实不足畏惧，只是由运河组成的护城河颇为棘手。”孙有劳跟着说到。“为此左虎卫等部已经在各乡收罗了近二百来条小舟及一部门板，只要定下了攻击时间，可以连夜抢造出五六道浮桥来。”
郑军此番投入浙北苏南战场的有左虎卫、右武卫、左龙骧、右翊卫等四个整师及右（海）龙骧师第二团、左龙武师第二团、左虎贲师第三团、右虎贲师第一团、攻城臼炮团等部在内二万二千余人，其中左虎卫等部并五千余上陆后攘挟而来的挑夫用于嘉兴一线，右龙骧师第二团及右虎贲师第一团等部则虚张声势出没于苏州外围牵制江南清军，因此在孙有劳等人看来，以三倍的力量攻击嘉兴城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