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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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外国记者一看到这张名单，就纷纷报道：“以批判《海瑞罢官》而进入政坛的姚文元，已成为中共九大最值得注意的年轻人。”
林彪在政治报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历史性功绩”：
“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文革小组”结束了取代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而临时执政的局面，它的五名成员中的两名——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另三名成员——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组员姚文元均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此，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姚文元，结束了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穿梭生涯。虽然他仍身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但他的立足点已转入北京，在北京遥控着上海的一切。他的全家迁往北京。一家五口，住了六十多间房子，比起当年姚蓬子的林村小楼阔多了！
从此，姚文元不再是一名投稿者，不再是一家地方报纸的编委，而是成了陈伯达的副手，掌管全国的舆论大权。
一年之后，姚文元的地位又“向上浮动”了“一级”。
那是一九七○年盛暑，中共中央委员们再度聚首江西庐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庐山会议”，亦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这一次的“庐山会议”，又是风云翻滚：副统帅林彪抢班夺权，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跟毛泽东展开激烈的斗争。陈伯达成为林彪的马前卒，在会上抛出坚持设国家主席、支持林彪的“第二号简报”。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于是，林彪虽未倒台，全党已开始“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受到了审查。
陈伯达垮了，姚文元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从此，姚文元手中的笔，非同凡响，具备了“多功能”：
他的笔，成了指挥棒。他用笔指挥着全国所有的报刊，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到各省、市报刊，总编们的眼睛无时无刻都要盯着姚文元手中的指挥棒，照棒行事，不可稍有违怠，不能奏出一个越轨的音符。
他的笔，成了权杖。大大小小“写作组”，从了学雷、罗思鼎、石一歌到后来的梁效、池恒、初澜、唐晓文……全都归顺于姚文元麾下。他是这支无耻文人大军的统帅。人们冷笑着，讽之为：“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其实，梁效听命于姚文元。
他的笔，还成了魔杖。他的笔伸到哪里，可以使哪里燃起一场“革命大火”，也可以使那里的反抗的火焰立时浇灭。他的笔能使“造反英雄”青云直上，他的笔也能使“走资派”人头落地。
舆论一律，一律舆论。说一不可道二，指鹿不可曰马。在姚文元主宰中国笔政的年月里，报刊变得清一色，说同样的话，唱同样的调。话，说得空空洞洞；调，唱得难以入耳。
江青的“文艺革命”取得“辉煌”成果是：“八亿人口看八个‘样板戏’。”姚文元成为舆论总管的“辉煌”成就是：“读者‘看报看题，看书看皮’！”
沉闷的空气笼罩着中国大地。万马齐暗，思想被锁上镣铐，言论处处受到审查。在十九世纪，当欧洲盛行舆论专制之时，一个名叫沙飞的作家曾辛辣地讽刺道：“只有做梦时无审查，只有打鼾时无警察。”如果把这句妙语移来形容姚文元统治下的中国文坛，真是象“定做衣服”一般贴切。
“左”眼看画
做了“京官”，回上海就象走“娘家”似的。不过，他在上海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拿着小本本，不断记下他的“指标。”
他呢？也拿腔做势，对这发“指示”，对那也发“指示”。
我从一大堆档案中，找到一九七○年春节前——一月二十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百货一店时的“指示”。那是张、姚当年趾高气扬的真实记录，现照录于下：
（在玻璃、搪瓷部）
姚文元：这些玻璃杯的图案都是修正主义的，不是我们的。是一些什么三角形的、方块形的。让现代修正主义的美术全部占领了。这个是从法国和苏修画报上抄来的。这是什么派？你们要查一查。我们中国过去不是这样的。现在变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在布匹部）
张春桥：这种花布给铁梅、小常宝（引者注：铁梅、小常宝分别为“样板戏”《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穿了，象什么样子？这样的花布，与欣欣向荣的祖国多么不相称！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产了吧，牡丹花是富贵花！
（在毛巾、手帕部）
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实又柔软，花色也最朴素。
张春桥：手帕的问题很大。现在把资本主义国家最坏的东西搬迸来了，把我们要打倒的东西都拾进来了，这是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这些手帕，是典型的现代派。燕子是中国的，可是下面还搞了一条条的，成了法国象征派的画。这些，又象林风眠的黑画！
两位“大批判专家”，居然在百货商店里批这批那，简直是乱批一气，近乎胡闹！
其实，他们并非信口雌黄。两位“左”公，是以“左”眼看待一切。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春桥看到上海出口年历卡上的画，不由得勃然大怒。张春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开工农兵越远越好。”
一个多月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姚文元学着张春桥的腔调，对外贸部作为出口画广告的《中国画》册，进行“批判”：“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的画册。”
《中国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一只在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这幅《迎春》画，充满盎然生机。姚文元用“左”眼看《迎春》，居然写下这样的批示：
“公鸡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这那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
一只公鸡，一丛迎春花，如此简单明了的画面，竟然被姚文元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的“极端仇视”？！
徐景贤紧跟姚文元，说那只公鸡“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于是，一个“黑画展览”在北京举行，一个“批黑画”浪潮推行全国。那些“批判”，可收入“笑林新编”之中……
“两面派”和“暴发户”
大抵是“人贵言重”的缘故，自从姚文元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之后，虽然一篇篇重要的社论、报道都要经他的秃笔斧定方可见报，而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几乎从报刊上消失了。他退到幕后，用各种各样的“批示”作为口令，导演着幕前的一切：
一九七二年底借批判“右倾回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一系列“左”的文章，发表一系列宣传左倾思潮的社论；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令《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加了“编者按”，为“白卷英雄”张铁生撑腰；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令《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加了“编者按”，在全国掀起批判“师道尊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令《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长篇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在全国掀起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
与此同时，为江青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社论，登文章，批“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猛攻周恩来；
姚文元开动舆论机器，成为“中国帽子公司”和“中国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复出，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四人帮”的篡权阴谋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
姚文元再也无法忍耐了。他从幕后跳到了幕前。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时期，全国各报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又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文件”。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已经四年，“批林批孔”也已经“运动”多时，作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怎么放马后炮，直到这时才发表署名文章批林彪呢？
弦外有音，话外有声。姚文元批的是林彪，暗中指的是什么，路人皆知：
“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
姚文元还强调了这一点：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
正当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在学习姚文元的文章的时候，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