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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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蓬子的叛变，只不过是炼钢炉中排出了值，钢越发精熟了。
　　一辆轿车在四月二十日驶入南京反省院——就在姚蓬子写出《宣言》的第三天，从车上下来的，是国民党大员张道藩。此人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亲自前来探望姚蓬子，使姚蓬子受宠若惊。
　　“我们已经是同志了！”张道藩笑眯眯地拉着姚蓬子的手，“你的《宣言》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这位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是很注意“宣传效果”的。他预计姚蓬子的《宣言》一旦发表，会起着国民党的“宣传家”们难以达到的作用。
　　“哪里，哪里，写得很肤浅，请张部长多多教正。”直到这时，姚蓬子还十分注意“谦虚”。
　　“你很快就会获得自由的！”张道藩说出了这句姚蓬子至为关心的话。
　　果真，张道藩走后才两天，徐恩曾便把“悔过自新”的姚蓬子，接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的“招待所”。
　　又见蓝天白云，又闻枝头鸟鸣，姚蓬子那苍白的脸却还是那样的呆板，心头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又过了几天，徐恩曾那辆乌亮的“道奇”牌轿车出现在“招待所”门口。“蓬子兄，你完全‘自由’了！”徐恩曾拍着姚蓬子的肩膀说：“当局已批准你在南京自由居住。走，我带你看房子去……”轿车驶入南京明瓦廊，停在一座老式的宽敞的印子屋前。
　　徐恩曾领着姚蓬子进屋，步入中厅，指着右边的房子说：“你把家眷接来，就住在这儿吧！”真是喜出望外，姚蓬子呆板的脸上掠过微笑。
　　不久，妻子周修文便带着三岁的姚文元，与姚蓬子团圆了，一起住在明瓦廊。隔着中厅，对面的房子锁着，无人居住。姚蓬子觉得非常清静，紧张、沮丧的心境算是舒畅了些。
　　徐恩曾委任姚蓬子为“中统”的“训练股干事”，每月给他津贴一百元。手中有了钱，小家庭可以过小康日子，姚蓬子心又安逸了些。于是，如同变魔术一般：原是中共中央特科联络的姚蓬子，转眼之间，竟变成了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在“训练股”当了一阵子“干事”，毕竟觉得在南京抛头露面，不大方便。于是，徐思曾给他安排了一个恰当的差使：到安徽芜湖，当那里的《大江日报》副刊主编。
　　芜湖离南京并不太远，但那里几乎没有姚蓬子当年的左翼朋友，不会使他感到难堪。何况《大江日报》发行量有限，当个副刊主编，并不很醒目。
　　姚蓬子在那里干了一段时间，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从未写过长篇小说的他，居然写起《十年间》，在副刊上连载。
　　姚蓬子的“积极表现”，使徐恩曾深为满意。于是，徐恩曾下令广登《大江日报》的广告。
　　下面是从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的《社会新闻》杂志第十一卷三期上查到的广告，用醒目的大字标出“姚蓬子”三字：
　　《大江日报》，芜湖大花园烟西墩。本报行销长江流域及安徽全省与芜湖市。
　　《大江日报》副刊，姚蓬子主编，日出二版。内容取材精警，趣味浓厚，执笔者均系现代有名作者，并由蓬子创作长篇小说：《十年间》。
　　怪哉，一家报纸的广告，不提社长，不提总编，却要突出副刊的主编，突出姚蓬子的大名。
　　其实，这广告的潜台词，无非是在说：你们看，自从姚蓬子脱离共产党之后，干得挺不错呀！
　　姚蓬子呢？反正已经成了“过河卒子”，那就只有“拼命向前”了。
　　丁玲笔下的姚蓬子
　　就在姚蓬子的《宣言》见报的前一日——五月十三日，对门的房子搬来了新的邻居。
　　徐恩曾早已告诉过他新邻居是谁，并把监视新邻居的任务交给了他。可是，他的新邻居并不知道他住在对门。那天，姚蓬子“下班”，刚走进明瓦廊的院子里，突然从对面的屋子里跑出一个女人，大声惊呼：“蓬子！蓬子！你住在这里？”
　　“嗯，嗯。”他低着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蓬子，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会住在这儿？我们成为门对门的邻居，太好了！”女人不停地说着。姚蓬子赶紧往自己屋里走。那女人还想跟进来与他聊聊，他连忙把门掩上。
　　那女人双眉紧蹙，不知道姚蓬子为何如此冷淡？须知，当年她与姚蓬子曾是《北斗》杂志“三驾马车”中的“两驾”！
　　她，丁玲，已经整整一年失去了组织联系，骤然见到姚蓬子，她怎不欢呼雀跃？
　　记得，记得，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松江县城，当施蛰存先生与陈慧华女士举行婚礼之际，丁玲和沈从文从上海赶去，在那里是诗人戴望舒介绍她结识一位年轻诗人，他便是姚蓬子。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
　　记得，记得，从松江回来后，他与她便常来常往。他们住得那么近，两条马路紧挨着。姚蓬子住在马浪路（今马当路），丁玲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饭后散步，几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在丁玲的心目中，姚蓬子是一位可敬的左翼作家。他向她谈起鲁迅、冯雪峰、冯乃超、柔石，谈起他们正在筹备成立的“左联”。后来由于胡也频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她也去济南了。
　　记得，记得，一九三○年五月，当胡也频遭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通缉，不得不与丁玲先后逃往上海，住在上海环龙路。在这危难之际，首先前来探望并给予可贵帮助的，便是潘汉年与姚蓬子。
　　记得，记得，同办《北斗》的那些日子里，她与姚蓬子的合作是愉快的。姚蓬子善于与三教九流打交道，有着经商的本领，很快就弄来了纸张，谈定了印刷厂……
　　在丁玲的印象之中，姚蓬子是不错的，能干的。
　　丁玲迁入明瓦廊的翌日，正是她被捕的周年纪念日。一九三四年四月，丁玲的母亲和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五月十三日，她、冯达、母亲、儿子一起，获准迁入明瓦廊居住。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旬，笔者在北京西苑宾馆见到丁玲。“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活动”正在那里举行。一头银发的丁玲站在话筒前，发表了十来分钟的即席讲话。趁她休息之际，我去找她，想跟她约个时间，请她谈一谈姚蓬子。
　　“我正忙，眼下没有时间。”她对我说道，“我已经写完一部回忆录，其中有许多地方谈到姚蓬子。你看了回忆录之后，有什么地方觉得不明白或者不详细，我们再约时间谈。”
　　我为她拍了照片。
　　不料，我还没有读到她的回忆录，她却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病逝。
　　在她离世后一年，她的遗著《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发表了。我细读全文，果真，内中许多地方提到姚蓬子，也谈到徐恩曾。特别是其中《与姚蓬子为邻》一节，详细写及姚蓬子。可惜，有些觉得不明白的地方，已经无法请教丁玲了。
　　在这里，我只能摘录丁玲的回忆录来代替对她的采访。
　　丁玲称徐恩曾为“笑面虎”。她在《徐恩曾的出现》一节里，是这样描述“笑面虎”的形象的——
　　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这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艺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科长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的。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象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也还是那么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这是要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
　　丁玲又以翔实而生动的笔调，描述了她与姚蓬子的认识、交往，描绘了姚蓬子的叛徒形象——
　　回想还是在一九二八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一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他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在施先生那里，我们认识了姚蓬子。（引者注：据我访问蛰存先生时，他回忆与夫人陈慧华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前来庆贺婚礼的，除丁铃、姚蓬子、沈从文外，还有戴望舒、冯雪峰、刘呐鸥、林徽音等作家、诗人。）回上海后，姚就常来我家作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