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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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
戴立清显示“溜子”本色：“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上我们的功绩的！”
马振龙发出了同样的吼声：“我们要对着干。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脑袋！”
倒是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他派人到城建局，连夜取来几套上海详图。他知道，一旦在上海打起仗来，没有上海详图难以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则对十月八日午夜的密谋内幕，作过如下回忆：“在十月八日的晚上十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
在十月八日晚十二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三千二百四十人和摩托车一百辆，卡车一百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一万三干人，起用民兵101艇、十五瓦电台十五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引者注：施尚英原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九日十八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际太大（引者注：即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工厂），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
“王秀珍并且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使，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且在十月九日的上午九点钟，由我和吴主义、钟定栋召开了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
“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王秀珍所看中的东湖路七号，亦即东湖招待所，那是上海市委的一个招待所。王洪文回沪，总是住在那里。
在一号、二号指挥点，徐景贤、王秀珍分别指挥着一班“武将”。
朱永嘉呢？他则忙于指挥那班“秀才”，作舆论准备。
朱永嘉，当时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朱永嘉曾交代过他在那天晚上的行踪：
“散会以后，我立即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四人帮’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回写作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有来得及讨论。”
十月八日之夜——“四人帮”被捕四十八小时之后，如姚文元所“预言”的那样，上海“基地”“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
一场武装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上海。尽管上海一千万市民对此还毫无所知，但是上海已堆满了干柴，只差一把火了。
马天水的电话解除了上海的警报
十月九日，下起了细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儿带女，离开了康平路。
没有坐小轿车，悄然登上公共汽车，从上海西南角斜穿整个市区，前往东北角杨树浦。
王洪文的小兄弟已经给她透露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给王洪文挂长途电话，总是没人接。
她给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医、她的一位好友挂电话。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到我这里来吧，暂且躲一躲。”她的好友劝慰她。
她就带着儿女，借住到厂医家。
这位厂医与她的友情，倒并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曾任厂党总支委员，“文革”前与王洪文有点来往。一九六六年，她的丈夫去世。
一九六七年在与“联司”血战之时，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为这样，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带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个显眼的所在。金祖敏也把女儿托崔根娣一起带去。顿时，厂医家里挤了一屋子人。
不久，这小屋里又增加了一名“逃难者”。她叫张融融，张春桥的第三个女儿。
张春桥的女儿怎么也躲到这儿来呢？原来，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国棉十七厂青年工人徐百丰介绍给张融融。听说崔根娣在厂医家避难，张融融也以为这里安全，便过来暂避风头。
虽然这儿是工人宿舍区，远不如康平路高干宿舍豪华、宽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实了。她与厂医挤在一张床上，说出了心里话：“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我的心总是悬着，担心洪文迟早会出事。现在，果真大祸临头……”不过，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那紧张的战斗气氛，忽然缓和了。
徐景贤、王秀珍这几天绷紧了的脸上，居然出现了笑容。
上海“基地”怎么一下子松弛了神经？
原来，十月九日上午十时，马天水从北京给王秀珍打来了电话。
“是马老吧？”王秀珍一听见马天水的声音，高兴得跳起来了。
“是我呀，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真的，从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是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体好吗？”王秀珍问。
“好，好，我在京西宾馆里一切都很好。”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长好吗？”王秀珍问了最关键的话。她所说的“四位首长”，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帮”。
“他们都好，身体很好。”马天水居然这样答道。
“你见到他们了吗？”王秀珍紧紧追问。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马天水说得很流畅，很自然。
挂上电话，王秀珍急忙把好消息转告徐景贤。
徐景贤长长的松了一口气，顿时瘫在椅子上——连日的疲劳一下子袭了上来。
“小兄弟”们也飞快地得知“喜讯”。
叶昌明顿足道：“唉，虚惊一场！”
上海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这天，零点，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紧接着上海各报与中央各报一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重要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和筹备出版的决定》。
这两项决定是在十月八日作出的。
另外，这天还同时下达中共中央文件，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月七日作出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看着报上刊登的两项决定，看着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帮”的同党们，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警报解除了！
十月十二日：上海又要“大干”
其实，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个长途电话的。
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总结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说的第一把手，亦即顶头上司。
他总是举“顺风旗”。
在陈毅市长手下，他照陈毅指示去办；
在柯庆施手下，他听命于何庆施；
在陈丕显、曹荻秋手下，他曾与造反派分庭抗礼；在张春桥得势之后，他“痛改前非”，成为“结合”干部；十月七日，当他刚到北京，要他“急转弯”，他一时转不过来。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他这几年在上海替“四人帮”看家，他的命运早已与“四人帮”紧紧连在一起，成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他会骂出“宫廷政变”之类的话。
不过，他毕竟是“三朝元老”，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云。他在北京开了两天会，知道“四人帮”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就不能不为自己拨小算盘了。他再一次以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了。
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给王秀珍挂了电话。上海放松了戒备。
十月九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十月十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在临行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得知“四人帮”真的被捕。不过，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他俩作了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徐景贤、王秀珍腾空之后，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领，陷入混乱之中。尽管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状态，但已是群魔无首了，“马、徐、王”这三驾马车都离开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曾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基地”打电话，那话是含含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十月十一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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