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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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员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十二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王洪文说过这句话：“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迟群对王洪文的话加以发挥、发展，说出了王洪文要说的意思。迟群此人，原是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作为“军宣队”派驻清华大学，成为江青的亲信。
　　迟群一次次地鼓吹：
　　“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
　　“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他们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分权力，装模作样！”
　　“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为了揪这“一层”“走资派”，“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五月三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
　　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要抓大官，抓上线。”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舒龙山说：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叶正光说：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曹光琳说：
　　“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放炮了，说是“批邓”，锋芒所向直指华国锋。
　　本来，开这样的会，上海理所当然会派出马天水。不过，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马天水得了一点小病，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徐景贤把“马先生病住院”的情况急报张春桥。张春桥作了如下批示：“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
　　张春桥的批示，在上海引起一阵猜疑：“为什么要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呢？”
　　很快地，传出了消息：马天水已内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这消息有“可靠来源”，因为王洪文曾对马天水说过：“中央考虑，你到国务院主管国家计委是很合适的。”
　　这“中央”，是指王洪文自己，或是“四人帮”，便不得而知了。
　　马天水既有微恙，而且王洪文已对他封官许愿。他这匹“老马”也就乐得在上海华东医院小病大养了。
　　于是，上海派出马天水的副手黄涛前往北京。
　　黄涛在会上放了一炮，在北京引起了注意。华国锋派人调阅了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五期所载《黄涛同志在华东组的发言》，黄涛发言矛头直指“上边有些人”：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于，还是照老样子干。”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日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
　　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在会上，另一位“炮手”，则是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当时毛远新名义上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操纵辽宁党政大权。杨春甫到北京后，王洪文向他“吹”过“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九期，刊载了《杨春甫同志谈务虚会等问题》，锋芒毕露：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
　　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大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杨春甫同志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杨春市最后提出的那个“质问”，完全超越了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范畴。但是，这一“质问”，却是不点名的点名，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泽东之外，便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杨春甫当然不会也不敢去批评毛泽东，因此，不言而喻，他的“质问”是针对华国锋的。
　　黄涛和杨春甫是前台的“演员”，幕后“导演”便是王洪文。他要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借再揪“走资派”，搞掉华国锋，搞掉叶剑英，摘掉李先念。
　　关于杨春甫发言的幕后情况，他在七月二十日晚写给毛远新的一封信，说得非常明白：远新同志：今天下午两点十五分到三点十五分，洪文同志来宾馆将我找到上海市黄涛同志的房间，了解会议的情况。在我们汇报中，洪文同志有些插话，现整理报告如下，供参阅。
　　洪文同志说：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斗，不斗就不能胜利，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实践证明，不斗不行。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
　　……上边出了问题，不同于一个工厂、一个基层单位，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
　　杨春甫
　　七月廿日晚
　　其实，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杨春南谈话，那是他第三次去那里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到京西宾馆去了四回，每一回都找黄涛。
　　会议还没有开始，王洪文便在电话中告诉黄涛“北京气候”情况：“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
　　王洪文所说的“大官们”是谁，黄涛心照不宣。
　　后来，黄涛在一份检查材料中，交代了王洪文四次找他谈话的情况：今年七月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淡会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找我去，问我：“都准备好了吧？”我说：“做了一些准备。”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说了开会的情况，我说：“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象样。”王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判到他们头上去了。”还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王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
　　王洪文第三次来时，把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王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又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我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王洪文说：“你们要点就点，我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