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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王洪文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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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行队伍聚集在上海外滩。下午五时半,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前面,人头密密匝匝,在举行特殊的“典礼”:长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浇上汽油,在一片火光中化为黑炭;披着红绸,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在欢呼声中挂了上去。
  王洪文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确实,从那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是上海的“首长”了。
  陷入政治危机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飞抵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然后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
  下午三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了。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翌日—一二月六日下午,《人民日报》成为上海成千上万的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人民日报》迅即报道,而且还配发社论,表示庆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社论,意味着中央对这些地方新政权的承认。可是,二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保持沉默,一个字也没提及!
  二月七日、八日、九日……一天天过去,《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词。
  张、姚、王紧张,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高兴。
  上海街头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一天天的沉默变得越来越多,以至迅速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因为“炮打张春桥”受到镇压的“红革会”,放出空气:“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那些“大联委”的成员们,则胸有成竹地说:“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排斥在外,没有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所以毛主席不批准,《人民日报》不登!”
  也有人直言不讳:“张春桥讲‘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错误的!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耿金章再度活跃起来,又成为反对派们的领袖。虽然他上了主席台,当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实权在王洪文手里,“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会”一次也没请他这个“常委”参加。他成了一个“空头常委”。
  耿金章与“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尽管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在为上海人民公社“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愈加形成鲜明的对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姚、王坐立不安。
  急匆匆,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飞往北京。据张春桥临行时再三声言,“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不予承认,张、姚怎能在上海坐得住?
  张、姚一走,上海的反对派们更为活跃了,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那些“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标语。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以及那个“工三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捏紧了拳头,发誓要打倒王洪文。
  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不够浩大,来了个“卡车大游行”。反正各工厂有的是大卡车,装上人,一边开,一边高喊‘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差不多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字标语。几百辆大卡车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轰动了。
  虽说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王洪文毕竟立足未稳,何况“上海人民公社”风雨飘摇,而他的后台张、姚又不在上海。王洪文仿佛从沸点摔到了冰点,不断拨电话到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探问消息。
  张、姚去京之后,《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在上海最受人注意的报纸。
  反对派们越来越起劲,觉得光在上海大吵大闹还不够意思。于是,采取了当年王洪文对付陈丕显、曹荻秋的办法——进京告状。“二兵团”和“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组成了“进京代表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告王洪文,告潘国平,告“工总司”。连北京天安门广尝王府井大街,都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单方面的夺权,上海人民不承认,党中央不承认!”
  王洪文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
  虽然王洪文几度要对耿金章反击,无奈,他的后台张、姚不在上海,他未敢轻举妄动。
  咬着牙,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个星期过去,张春桥和姚文元飞回了上海。
  张春桥说明了原委,王洪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毛泽东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是因为“各盛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张春桥自作聪明,标新立异,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博得毛泽东的赞赏,变成全国的“样板”。毛泽东的一顿批评,使张春桥不得不向毛泽东承认错误,作了检讨。
  于是,《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盛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和姚文元当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办,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现象: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所谓“文革”,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不过是“运动群众”罢了!
  《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张春桥神气起来了。在全市大会上,张春桥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讥消那些反对派们:“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他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上面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用了这样的话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不再是“勤务员”,而是“领导成员”。那“其他领导同志”,显而易见包括王洪文在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总算站稳了脚跟,王洪文也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王洪文刚刚喘了一口气,他就把拳头向劲敌耿金章伸来了……吞并“二兵团”解散“二兵团”以及“一兵团”、“三兵团”,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兵团”,人多势众,不仅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存在,而且已成为一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强大力量。
  欲除这些“兵团”,张春桥用的是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是这样说的:“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从整个斗争,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张春桥说得很客气,仅仅是“建议”而已,只是“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大会刚刚结束,张春桥就留住了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金章同志,你能不能跟洪文同志好好谈一谈,把‘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系统实现大联合。”
  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
  耿金章一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金章同志,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立即把王洪文叫来。
  王洪文和耿金章象两只愤怒的公鸡,顿时睁圆了眼睛。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应当在一起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合并问题。”张春桥说道。
  “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来了个缓兵之计。
  “你们应当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行大联合,为全市造反派做出榜样来!”张春桥催促道。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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