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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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
　　能说会道的潘国平，在6293部队当过两年兵，是复员军人；父亲潘一志是老工厂，按家庭出身也不错，于是，潘国平也以甚高的呼声当眩王洪文为他的“三点一线”中的“一点”——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鼓吹了一番，使黄金海进入了核心组。
　　二十三岁的叶昌明，在科研部门工作，也当选为核心组成员。
　　岑麒麟没有当眩王洪文成为核心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也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司令”。此后王洪文的发迹，便渊源于这次当上“造反司令”。
　　既把“司令”当，便把今来行。王洪文说道：“我们要造声势，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要贴海报，发宣言，要叫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曹获秋到会。我们要把成立大会，开成批判上海市委，批判陈、曹的大会！”
　　关于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谁都认为事不宜迟，但又得有几天着手准备。王洪文选定了十一月九日，这一天正值上海棉纺系统厂休日，他可以从厂里多拉一些人出来，以壮声势。
　　“我们总司令部需要有个办公的地方！”潘国平说道。
　　“我们支援你们。”那些“首都红三司”的“小将”们马上答应道，“我们还占了巨鹿路六九一号一座房子，给你们当司令部。我们还可以帮你们起草宣言，印海报……”“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袖章！”又有人说道。“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每个人都肩佩红袖章，这不能不使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产生羡慕之感、效仿之情。
　　“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有入为难地说，“从哪里去弄那么多布票、钱去买红布？”
　　“要布票？要钱？你还配当造反派？”王洪文一扬手臂，大声喊道，“我们造反去！”
　　在浓重的夜色中，“造反司令”带着黄金海、陈阿大等呼啸而去……深夜抢红布在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是著名的老字号商店之一。在南京东路，在西藏南路，在金陵中路，那些最为繁华的地段，都可以看见“协大祥绸布商店”醒目的招牌。
　　十一月六日子夜时分。位于西藏南路二十五的协大祥绸布商店，门户紧闭，店堂里一片漆黑。
　　突然，响起了急骤的乒乒乓乓敲门声。
　　“什么事？”值班的店员赶紧上前问道。
　　“买布！”
　　“半夜来买布？”
　　“买红布，做袖章。”
　　“明天来买行吗？”
　　“革命需要，马上就要做袖章！”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那年月，一听说是什么“造反司令部”的，便知道不好惹，店员只得支吾一声，打开一扇小门。
　　王洪文领着十几个哥们，闯了进去。店堂里的灯亮了。王洪文说了声：“找，找红布！”众哥们便四下翻找起来。
　　没有红布，只找到几段红色府绸。
　　“府绸也行——只要是红的就行。”王洪文说罢，就叫哥儿们拿走红色府绸。
　　“布票呢？钞票呢？”店员急忙拉住王洪文。
　　“你找曹老头儿要去！”王洪文哈哈大笑。
　　店员明白，王洪文所说的“曹老头儿”，就是曹获秋。他马上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夺下了红府绸。
　　无奈，王洪文只好给上海市委拨电话。深更半夜，曹获秋怎么会在办公室？
　　“你们明天从市委打了证明，再来取布。”店员坚持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王洪文说罢，哥们便从店员手中抢红府绸。
　　店员怎敌得过这班“好汉”？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这点红府绸，只有几十尺，恐怕不够用。”有人说道。
　　“跟我来！”王洪文说道。
　　到底是在棉纺系统工作的，王洪文知道前面不远处，在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交叉口，是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不言而喻，批发部里一定会有大量的红布。
　　这一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之后，吩咐两个哥们看守大门，两个哥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常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
　　这时，已是十一月七日凌晨一时多了。王洪文毫无倦意。他的双眼射出兴奋的目光，对哥们说：“这是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旗开得胜！”
　　王洪文的“革命行动”，就是从抢红布开始的……抢红布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此后人们简称之为“工总司”）大受鼓舞。
　　十一月八日上午，“工总司”从抢红布发展到抢档案。那是王洪文打算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拿出一枚“重磅炸弹”，用来轰击上海市委。据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造反派头目谢鹏飞，被打成反革命，那些“黑材料”在厂档案室。“司令”王洪文正在为筹备成立大会忙得不亦乐乎，便派遣核心组成员黄金海和谢鹏飞等带着四十多人，奔赴江湾，闯进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档案室，抢走了有关档案。王洪文得意洋洋，称之为“工总司”的第二次“革命行动”……王“司令”忙得团团转：忙着成立秘书材料组，组织保卫组，总务组，宣传组；忙着审看“宣言”、“海报”；忙着安排做袖章，做大旗；忙着安排大会发言；最重要的是，忙着与上海市委谈判……向曹荻秋下达“最后通牒”上海西区，十五层的米黄色大厦，大门口高悬“衡山宾馆”四字大字。这座建于一九三六年的大型宾馆，座落在衡山路上，与中共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只相隔数百公尺。
　　头发花白、年近六旬的曹荻秋，此刻正坐在衡山宾馆里。虽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丕显，但是因为他当时查出患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于是，曹荻秋站在第一线，他已经成为全市造反派炮轰的目标，便从康平路转移至此办公。
　　他原名官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八月二日，出生在四川资阳县南津驿镇。他改名曹荻秋，取义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
　　早在一九二九年，曹荻秋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出任中共四川温江县工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初，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一年三月，他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总指挥。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他与弟弟曹心哲在沪西被捕，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被党营救出狱。一九三九年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解放初，曹荻秋担任重庆市市长、市委书记。一九五五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一九六五年四月，柯庆施病逝，曹获秋成为解放以来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上海市第三任市长。然而，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因为出任市长不久，“文革”之火便在上海燃烧，他这个市长如同坐在火上执政！
　　秘书进来了，送来的不是中央文件，却是正在上海街头巷尾张贴的一份海报：海报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筹备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这张海报的口气倒不校一个尚未成立、还在筹备之中的群众组织，居然可以对上海市委下“通令”，而且“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
　　显然，“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
　　曹获秋给中共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的答复也很明确：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
　　十一月八日上午，从康平路办公厅——“康办”打来电话，告诉曹荻秋，“工总司”代表已经来到那里，要求见他。
　　“请刘冠同志接待他们。”曹荻秋答道。
　　刘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按照首荻秋的意见，出面接待了来访者。
　　“我们要见曹荻秋？”来访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
　　“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告荻秋同志。”刘冠回答道。
　　“我们对上海市委提出三项严正要求。”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口气跟那海报一样大。
　　“你们说吧。”刘冠掏出工作笔记，记下了他们的“三项严正要求”：（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
　　最后，来访者仿佛在那里提交最后通牒一般，说道：“限于今天下午二时前答复！”
　　在这些“代表”走后，刘冠迅速把那“三项严正要求”转告住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
　　面对王洪文的挑战，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了那“三项严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对策——“三不”，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还兼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海市委把有关决定打电话转告了张春桥，他也表示同意。
　　“最后通牒”的时间——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