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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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六日“永忠队”冲进施惠珍的办公室。大轰大嗡，施惠珍遭到了批斗。
　　“我们勒令你明天向全厂作检查！”“永忠队”的队员拍着桌子，向市委工作队队长提出最后通牒。
　　“好吧，我明天作检查。”迫于无奈，施惠珍只得答应下来。
　　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热闹”的场面，却不见王洪文。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
　　他踏上那叮当叮当作响的八路有轨电车，穿过杨树浦工厂区，再从外滩向市中心前进，过了静安寺，终于来到愚园路的一幢小洋房。
　　那里原本是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便把房主赶走了。眼下，那里已成为“首都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所在地。
　　“首都红三司”，全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大抵是受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的影响，原本是军事专有名词的“司令部”一词广为“外延”，红卫兵们既然是“兵”，也就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司令部”了。首都的红卫兵，本来只有一个“司令部”，骨干是高干子弟。不久，另一个“司令部”冒了出来，与高干子弟们抗衡。于是，便分为“一司”、“二司”。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在清华园里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成为红卫兵中的“名人”，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冈山兵团”的首领。蒯大富不愿俯就“红一司”，也不愿加入“红二司”，他联合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另树一帜，自封“司令”，王大宾则成了“副司令”。
　　为了区别于“红一司”、“红二司”，蒯大富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便命名为“红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大抵因为蒯大富名声颇大，他的“红三司”迅速扩大，许多原属“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改换门庭，加入“红三司”。因此，“红三司”成为首都红卫兵中实力最强的“司令部”。
　　蒯大富仗着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做后台，不光称霸于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于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园路上挂了出来。别以为红卫兵小小年纪，这么个“联络站”微不足道。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之间，有着热线联系。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大闹市委，就是这个“联络站”干的。
　　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中，有一个姓包的红卫兵，乃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
　　出于对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敬慕之情，他改名“包炮”。此人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可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老成、沉着。据云，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因此他属于“红五类”，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他又与“中央文革”某“首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在上海的种种活动，有着特殊的背景。
　　北京红卫兵虽然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震动了全上海，可是只伤了上海市委的一点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
　　该怎么办呢？从“中央文革”传来最新指示，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于是，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二五一页，第三段……”红卫兵们掏出“红宝书”，齐声朗诵着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所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那时候的学习，讲究“立竿见影”。包炮点出了“中央文革”的“指示”的含义：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于是，十一月一日至四日，“首都红三司”连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们下厂串连，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
　　有人这样提议，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的名单，以求尽量把上海各厂的“老造反”请来，共商大事。
　　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就这样，在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远道赶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
　　“串连会”的签到本上，出席者的名字不断增加：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钳工）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工人）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黄金海（车工）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化验工）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谢鹏飞（锻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王洪文（保卫科干事）上海八二二厂岑麒麟（技术员）到了下午三时半，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头头，总算陆续到齐了。
　　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在保卫科里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
　　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因为这天到会的，是一批在上海滩翻天覆地的草莽“英雄”。王洪文的造反，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到“三点一线”，如今大开眼界，与各路“好汉”们结识了。
　　北京红卫兵领着大家念了一通“最高指示”，说了一通“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看上去象个学生，二十岁而已。他，风流倜傥，一双眼睛透着灵气。虽说“嘴上没毛”，稚气未脱，可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他便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潘国平。他列举厂党委对他进行迫害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
　　潘国平带了个头，“串连会”便变成了“诉苦会”，各厂都纷纷诉说工作队、厂党委怎样把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拍桌子的，骂娘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陈阿大，骂不绝口，倒出了一肚子的怨气……王洪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两句。
　　肩佩“首都红三司”袖章的包炮，终于提醒与会者，应该讨论一下昨天商议过的大事——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
　　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
　　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因此“总”字是王洪文从翁森鹤那里照抄而来。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理所当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从发起单位中产生。”
　　王洪文的这一建议，又获得一致通过。
　　紧接着，便是选举核心组成员了。王洪文是个聪明人，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便于选举。”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大家当然赞同。
　　于是，与会者一个个自我介绍，无非是：“政治面目——群众，职务—一工人”。
　　那时所说的“群众”，也就是“非党员”的意思。
　　轮到王洪文了，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
　　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