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19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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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臣司马光曰：以往凡谈论维州事件的人，都对维州究竟应当夺取还是丢弃而感到疑惑，不能判断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的是非曲直。我认为，过去春秋的时候，荀吴有一次围攻鼓城，城中有人请求举城投降，荀吴不许，他说：“如果我国有人举城叛变，我肯定痛恨他们；但别国的人举城叛变而投降我，我怎么能反而喜欢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想夺取鼓城就容纳他们的奸谋。”于是，纵使鼓人杀掉叛变的人，并让他们加强防守。当时，唐朝和吐蕃签订长庆盟约不久，就接纳吐蕃维州守将的归降。从国家的利益来说，夺取维州的事小，而遵守盟约的信义为大；从吐蕃对国家危害的程度来说，也是维州稍缓而关中最为紧迫。那么，从唐朝来说，究竟利益和信义、维州和关中，哪方面更重要呢？悉怛谋降唐，从唐朝方面说，他这样做是向化；但从吐蕃方面说，则不免为叛臣。因此，他被诛杀，又有什么理由值得同情呢！同时，李德裕所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而牛僧孺所考虑的则是国家的信义。即使老百姓对见利忘义的行为都以为耻，何况一个国家的天子！打个譬喻来说，如果邻居家的牛丢了，跑到自己家里，有人劝这家人的哥哥把牛还给邻居，有人劝他的弟弟把牛留下。劝还的人说：“留下来不仁义，而且可能被人告发。”劝留的人说：“邻居过去曾偷过我的羊，对他还拘泥什么仁义！牛是大牲畜，卖了可以使家里富裕。”对于牛僧孺和李德裕争论维州事件的是非曲直，由此最终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了。
　　＇12＇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闲局，上曰：“卿每辞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岂得求去！”
　　＇12＇夏季，四月，辛未（十三日），宰相李德裕乞请辞职，退居闲散的职位。唐武宗说：“你每次提出辞职，都让我十来天心神不宁，现在，朝廷的大政方针还都没有安排就序，你怎么能辞职呢！”
　　＇13＇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累表言仇士良罪恶，士良亦言从谏窥伺朝廷。及上即位，从谏有马高九尺，献之，上不受。从谏以为士良所为，怒杀其马，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邻境皆潜为之备。
　　＇13＇当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多次上表指斥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的罪行，仇士良也向朝廷上言，说刘从谏窥伺朝廷的动向。唐武宗即位以后，刘从谏把自己一匹高达九尺的良马献给武宗，武宗拒绝没有接受。刘从谏认为是仇士良从中作梗，大怒，杀掉了这匹良马。从此以后，和朝廷之间相互猜忌怨恨。于是，招收亡命之徒，修造完善各种兵器军械。与昭义邻接的藩镇都秘密地防备他。
　　从谏榷马牧及商旅，岁入钱五万缗，又卖铁、煮盐亦数万缗。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轹将吏，诸道皆恶之。
　　刘从谏对昭义境内的马场和商业实行专卖，每年收入钱五万缗。同时，又由官府主持卖铁和盐，每年收入也有几万缗。对于大商人，刘从谏授予他们节度使衙前的军职，然后，派他们出使各个藩镇，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同时贩运买卖商品。商人都依赖刘从谏的权势，每到一个地方，往往凌辱将士官吏，各个藩镇无不厌恶他们。
　　从谏疾病，谓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我死，他人主此军，是吾家无炊火矣！”乃与幕客张谷、陈扬庭谋效河北诸镇，以弟右骁卫将军从素之子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从子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以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将牙兵。谷，郓州人；扬庭，洪州人也。
　　后来，刘从谏身患疾病，对他的妻子裴氏说：“我对朝廷忠心直言，但朝廷却不明了我的心意，各个藩镇也都不了解我。我死了以后，如果朝廷另外派人来担任昭义节度使，我们家的香火从此也就断绝了！”于是，他和幕僚张谷、陈扬庭密谋效法河北藩镇，实行割据，任命他的弟弟右骁卫将军刘从素的儿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侄子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家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命令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别统辖亲兵。张谷是郓州人；陈扬庭是洪州人。
　　从谏寻薨，稹秘不发丧。王协为稹谋曰：“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使押牙姜奏求国医，上遣中使解朝政以医问疾。稹又逼监军崔士康奏称从谏疾病，请命其子稹为留后。上遣供奉官薛士干往谕指云：“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不久，刘从谏去世，刘稹封锁消息，不为刘从谏治丧。王协为刘稹谋划说：“现在，只要你按照宝历元年刘悟去世后，刘从谏得以世袭而为节度使那样行事，尊奉监军，对朝廷的使者厚加贿赂，四邻边境切勿出兵侵扰，城中秘密地进行防备。这样，不出一百天，朝廷任命你为节度使的旌节自然就会送来。”于是，刘稹命押牙姜向朝廷上奏，请求派宫廷中著名的医生为刘从谏治病。武宗派遣宦官解朝政携朝廷医官前往昭义，为刘从谏诊断。刘稹又逼迫监军崔士康上奏，说刘从谏身患疾病，请求朝廷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留后。武宗于是又派供奉官薛士干出使昭义，传达武宗的旨意说：“朝廷恐怕刘从谏的病一直不好，因此让他暂且到东都洛阳去治病，等到病情逐渐好转，再另外安排任命。并让刘从谏命刘稹到京城朝拜，朝廷必定授予优厚的官爵。”
　　上以泽潞事谋于宰相，宰相多以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谏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独曰：“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顷时多用儒臣为帅，如李抱真成立此军，德宗犹不许承袭，使李缄护丧归东都。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上曰：“卿以何术制之？果可克否？”对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兼令遍谕将士，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遂决意讨稹，群臣言者不复入矣。
　　唐武宗召集宰相商议如何处置昭义的事宜，多数宰相认为：“回鹘的残余还未消灭，边境仍然需要加强防守。现在，又要征讨昭义，恐怕国家的财政难以支持。因此，请求任命刘稹暂为昭义留后。”谏官和凡是上言朝廷的百官也都持同样看法。只有宰相李德裕说：“昭义的情况和河朔地区的魏博、成德、幽州三个割据跋扈的藩镇不同。河朔地区割据跋扈已有很长时间，人心难以感化，所以，几朝皇上都承认现状，不再讨伐他们。昭义则邻近京城，处于国家的心腹地区。昭义的将士向来以忠义而闻名，曾经在贞元元年出兵击退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叛乱，元和三年擒拿本镇的叛将卢从史。过去，朝廷大多任用文官担任昭义节度使。如李抱真，最初组建昭义的军队，有很大的功劳，唐德宗仍不许他的儿子李缄世袭为该镇的节度使，命令他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归东都洛阳。后来，唐敬宗不理朝政，当时的宰相也缺乏远见卓识，因此，在节度使刘悟去世后，命他的儿子刘从谏世袭担任了节度使。刘从谏跋扈骄横，朝廷难以控制，他多次上表逼迫威胁朝廷。现在，在临死的时候，又擅自把兵权传给自己的侄子。如果朝廷又沿袭过去的惯例，任命刘稹为节度使，那么，全国各地的藩镇谁不想效法他们的做法。这样一来，皇上的威严和诏令也就难以在全国贯彻执行了！”武宗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制服刘稹？而且，果真能够奏效吗？”李德裕回答说：“刘稹所依赖的是河朔魏博、成德和幽州三个割据藩镇。如果能使成德和魏博不与他相互勾结，那么，刘稹就无所作为了。假如朝廷能够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前往成德和魏博，向两镇的节度使王元逵、何弘敬转达皇上的旨意，说明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历代皇上许可他们传位子孙，世袭节度使，已经成为惯例，和昭义不同。现在，朝廷准备出兵讨伐昭义，但不打算派禁军攻打昭义在太行山以东的邢、、磁三州，而命成德和魏博两镇攻讨；同时也向这两个藩镇的将士转达皇上的旨意，在平定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