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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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也许要借此向韩维传递一层意思：自己已安于“独乐园”，不愿再去人事维艰的官场上熬心血了。
　　韩维根本没有领悟到这点，他着实为这个独特的夜宴而惊奇。这是一个有别于一切官场应酬的夜宴。司马君实，脚踏实地之人，不事奢侈，厌恶浮华，汴京所欠缺者，唯此风也。两个老仆同桌酌饮，更使他诧异：司马君实，确有仁者之风、长者之风，在大旱饥馑之年，群臣所急需者，不正是这种与民同济之风尚吗？特别是年迈的司马旦的临席敬酒，使他激动不已：司马君实，孝悌人也，事兄若父，亲朋共知，今夜此翁扶杖临席，乃大喜之兆！
　　夜宴上的一切，都是“独乐园”内之物。酒是司马光的妻子张氏亲自酿造的米酒；鸡是女主人平时饲养的，鱼是老仆吕直刚从湖中捞得的，竹笋是少主人马司康从竹林中新挖的，肉蘑是范祖禹从树林中刚拾的，蔬菜是老仆吕直从苗圃中才摘的。而且，所有菜肴都由女主人亲自下厨制作。几样精细素菜，如菠菜松、鸡烙菜花、活捉离笋、蒜泥肉蘑，盐渍兰片等，颇有洛阳风味，使吃腻了京都大内山珍海味的韩维脾胃大开。也许因为旅途腹饥，他确实觉得这是生平享用的最佳美食了。
　　客乐主喜，司马光频频举杯，司马康频频添酒，范祖禹频频敬客，老仆吕直也以主人的身分与老马夫猜起拳来。这一切都似乎在暗示韩维：“独乐园”之乐，是上下无隔之乐，是人心交融之乐，是天籁祥和之乐，也是远离朝政忧患之乐。如此人间仙境，司马光能舍而远行吗？
　　可是，米酒清淡、芳香、柔和，既消解了韩维的劳累，也使韩维的神思空前活跃：司马君实兴致之好是从来不曾见过的，也许猜知了自己的来意，猜知了皇上的意图，也许在为皇上的回心转意、迷途知返而暗自庆贺吧？他举杯畅饮，思索着与司马光即将开始的面谈，思索着司马光可能提出的种种话题，思索着消除司马光疑虑的办法。“李白斗酒诗百篇”，韩维饮酒已有五升之多，一个征服司马光的方案已在思索中形成。
　　“司马君实，饭饱矣，酒足矣，我俩该作竟夜之谈了……”
　　夜深了，“独乐园”里的一切景物，都隐于夜幕与宁静之中，唯“弄水轩”留有一扇明亮的烛窗。深邃夜空中的楚楚银河和灿烂繁星似乎都在远眺着“独乐园”内这次神秘的会晤，聍听着从“弄水轩”传出的隐约细语。
　　韩维礼节性地了解了《资治通鉴》的进展情况，并应对着司马光对老友王安石的殷切询问，粗略地谈了王安石著作《三经新义》的辛苦，随即逗趣说：“京都文坛，近有四言趣谈一则，公愿闻否？”
　　司马光点头。
　　韩维拊掌击节吟出：“至和年间，黑白两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风急雨骤，岁月悠悠，高者低头，矮者昂首，瘦者变胖，胖者变瘦，分居西东，注‘经’治‘史’，殊途同归，人文泰斗，莘莘学子，高山仰止……”
　　司马光大笑摇头：“昨日种种，若在眼前，但不敢回首了。光所治《资治通鉴》，乃故纸堆中之物，以尽愚忠之志而已，平庸之才敢吃冷板凳之苦者，均可成其事。介甫所著《三经新义》，乃九天揽月之举，非介甫无人敢为。以介甫资赋之高、志趣之锐、才学之博、见识之远，必将超越前代经学大师马融、许慎、郑玄、贾公彦、孔颖达诸辈而翻新经学一页，为究道德性命之义开拓一条新路。光居洛阳独乐园，为介甫高兴，为大宋祈福。”
　　韩维称赞了司马光与王安石相借相爱的友谊，便把话题转向自己所需。
　　“请教司马公，此园精巧自然，质朴典雅，观者悦目，居者舒心，书局设此以品评古人，老仆作歌而耕于苗圃，何取名为‘独乐园’耶？”
　　司马光看得出来，韩维是在作试探。他微微一笑，回答：“‘初时被目为迂叟，近日蒙呼作隐人’。‘独乐园’者，独乐而已。”
　　韩维笑而诘之：“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公何违孟子之语而为之？“
　　司马光摇头：“孟子之语诚善，那是王公大人之乐。光乃贫贱之人，不能及也。”
　　韩维再诘之：“若公所语，乃求颜回之乐耶。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司马光拱手告谢：“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那是圣贤之乐，光愚昧之人，不敢及也。”
　　韩维三诘之：“那么，公之‘独乐’者何义？”
　　司马光捋须而语：“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乃光之所‘独乐’也。”
　　韩维大笑，暗思之：“各尽其分而安之”，此公要端出闭门羹了，急忙紧逼：“公有植可栖，有水可饮，独乐其分，故无憾矣！然天下流民，栖无枝，饮无水，食无米，公能独乐其分吗？司马公，十月不雨，旱灾肆虐，哀鸿遍野，嗷嗷待哺。近几日来，流民成千上万涌入京都，哭声塞巷蔽街，哀不忍闻，惨不忍睹，市民惶惶不可终日，怨声鼎沸于宫墙之外。联想前年西岳华山崩塌之异，‘上天示警’之说已弥漫京都，朝廷群臣亦为之惶恐颤栗。司马公对此有何见教？”
　　司马光知道，韩维要奔正题了。他敏锐地察觉到：现时纷扰朝廷君臣的动乱根源，也许就是这十月不雨而引发的种种“上天示警”！王安石和他的“变法”，正在经受着这“上天示警”的声讨和判决。而这不以人力为转移的“上天示警”，又要把自己拖入政争的旋涡吗？唉，历代哲人贤士对“天”、“人”关系的探索寻觅，终于营造出一个“天命难违”的神话，左右着天下君臣黎庶的心灵，这也是一大悲哀啊！
　　司马光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对皇权和皇帝的忠贞带有浓厚的“天命观”，但在对待世俗和朝政上，他却不是“天命观”的奴隶。现时，为了替王安石辩解，也为了自己不再陷入纷争，他娓娓而语：“持国公请谅。光治《资治通鉴》，有自律一条：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怪之事吾不信也。光认为：天力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十月不雨，乃人力所不及，故曰‘天灾’，非人之祸。若以此责怪介甫，则不公不平。西岳华山阜头峰崩坍，覆峰下一岭一谷，越四十里平川，毁七社民家，死者万人，坏田七八千顷，乃物之自毁。世人怪异，怪其少见，异其不解而已，与人无关。若以此归咎于‘变法’，则荒诞可叹。‘上天示警’之说，诞怪之论，光不敢信而从之。”
　　韩维碰了一个软钉子，勉强颔首：司马君实，果非庸人庸众可比。看来，是要费一番口舌了。他要用苏轼与司马光“青山一道同云雨”之友谊，回转司马光回避之意，遂即从怀中取出一部诗集放在司马光的面前：“司马公不信‘天命’，当信人言，此亦不信‘天命’之作，请公一览如何？”
　　司马光拿起一看，惊喜出声：“《钱塘集》，苏子瞻之新作！大宋文坛又生辉了。”他禁不住翻开诗集，急急拜读。不知看到了哪一篇，他的目光突然迟疑了。
　　韩维忙以话语相勉：“子瞻此集之诗，现已哄动京都，流传于书肆、酒楼、学舍、官府，文人学士以先睹为快，真是纸贵京都。”
　　司马光神情黯然，缓缓合上诗集，轻轻置于几案之上，似乎在自语：“三年前与子瞻、介甫飞盏流觞话别，子瞻曾以‘纵饮座中遗白帖，幽寻尽处见桃花’的诗句相赠。苏子瞻自己毕竟不是桃花源中人啊。”
　　韩维又忙为苏轼辩解：“此诗集乃驸马王诜镂版而出，跋中已有申明，是从友人之手集苏子瞻近两年来在杭州部分诗作而成，恐怕苏子瞻此时尚不知此诗集已行世。”
　　司马光苦笑摇头：“王晋卿重于友情，只怕是多事了。”
　　韩维不以为然：“苏子瞻此诗集中，并无天命诞怪之句，而以饱满之情，赞江南风光之丽，抒民情纯朴之欢，哀民间疾苦之深，发人事不修之怨。华章似锦，字句成珠，已为京都黎庶吟诵成谣，听说亦得皇上赞赏。”
　　司马光喟然叹息：“此正是苏子瞻之悲哀啊！”
　　韩维惊愕地望着司马光，一时懵懂。
　　司马光肃穆而语：“持国公知道，天下丰晏，诗文繁茂，文网不张，百家争鸣，此文坛之春。天下艰危，言归一统，文网覆地，百家暗瘖，此文坛之秋。秦、汉至今，律而成规，此形势使然，非贤人圣人所能变也。其中情理，如日月行空，江河经地，因文附于道，非道附于文也。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说过，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着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是有意抬高诗文的地位，安抚天下的读书人。东晋道学家葛洪说过，‘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故吾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此公竟把诗文的功能凌驾于道德之上，若不是有意给天下文人喝迷魂汤，便是吃多了仙丹说昏话。可惜苏子瞻被贬杭州之后，仍不识时务，恃才以哀民间疾苦，逞性以怨人事不修，只怕是太相信曹丕、葛洪之辈的甜话、好话、大话、空话和昏话了。”
　　韩维听明白了，司马光不仅在为苏轼今后的处境担忧，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关上了“独乐园”的柴门。看来皇帝欲召司马光入京的期望落空了。他不禁神情颓然。
　　司马光从几案上捧起《钱塘集》，恭敬地放回韩维面前，极其坦然地说：“持国公鉴谅。三年前，光与介甫相约，不再议论朝政。三年来，光蛰居书局，目蔽耳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