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1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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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低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囗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书成，司马光密封好，付司马康切切叮咛：“汝速去吕相府邸，亲自呈交吕相晦叔，请其审览，谨转达我殷殷拜托之意。”
　　司马康接过书信转身离去，行至书房门口，苏轼神情沉重而至。司马康猜度苏轼亦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急忙躬身相迎，设座于父亲身旁几桌前，然后执札离去。
　　苏轼现任中书舍人之职，此时确实是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
　　今天入夜，苏轼在白家巷府邸客厅，与其门生黄庭坚（字山谷），晁补之（字无咎），张耒（字文潜）诗酒相欢，被人视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彭城才子陈师道（字无已）亦应邀参加，苏辙亦参与其乐。
　　黄庭坚，时年四十一岁，由司马光举荐为秘书省校书郎来京，已与范祖禹共同校定《资治通鉴》。
　　晁补之，时年三十三岁，由尚书右丞李清臣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张耒，时年三十二岁，由范纯仁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陈师道，时年三十三岁，由苏轼举荐为太学博士来京。
　　由于审官院事务现由吕公著和程颐负责，对调入朝廷官吏察审极严，他们的任职命令还没有下达，遂居于苏府等待。“苏门学士”的进入京都，不仅张扬了苏轼的声望，而且在京都文坛掀起了一股新风，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局面，显示了苏轼文坛领袖的地位。“苏门学士”多才多艺，几乎都会弹弄琴笛瑟箭之音，不必乐伎、歌伎、舞伎临场，也会自得其乐。今夜他们诗酒相欢的话题，是为苏门另一个学士秦观的命途多舛而鸣放不平。时年三十七岁的秦观少游，尽管诗词惊世，为苏轼、王安石所赞赏，但屡试不第，到处以布衣混食，去年（元丰八年）才混得了一个进士，现仍任定海县主簿，不经殿试制策一关，怕是调不进京都的。诗酒醉心，文人善感，黄庭坚执酒举笛，提议为苏门弟子的时来运转畅饮而歌，晁补之响应抚琴，陈师道应诺品箫，张文潜放喉而歌唱：长翁波涛万顷陂，
　　少翁巉秀千寻麓。
　　黄郎萧萧日下鹤，
　　陈子峭峭霜中竹。
　　秦文囗藻舒桃李，
　　昆论峥嵘走金玉。
　　六公文字满天下，
　　君欲高飞附鸿鹄。
　　丝竹清雅，歌声激扬，苏轼舒臂而舞，苏辙拊掌唱和，欢情正浓，女主人王闰之神情悲伤地出现在客厅，人们惊异，王闰之挽住苏轼的手臂轻声说：“大内宦侍传旨，要你速人大内。介甫已病故于江宁了。”
　　苏轼惊骇，跌坐于椅，沉痛而无语，人们也都沉默了。
　　苏辙对王安石虽怀有不满，但仇恨的是吕惠卿，此刻对王安石反倒有怜惜了。晁补之十三岁时在常州从师于王安国学诗，对王安石自有一层私谊之亲。黄庭坚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自有见解，曾有“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的感慨，而且一直推崇王安石的诗词。也许他们都是文人气质多于官员气派的疏狂人，厚于文采而薄于政见。诗酒相聚的欢乐，突然变成了对王安石哀思沉重的悼念。
　　苏轼忆及十七年前“变法”开始之时，与弟弟子由同游西太一宫见到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二首》诗作的情景，沧桑人世之情涌上心头，遂含泪依王安石原韵吟诗以怀念介甫：秋早川原净丽，
　　雨余日风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
　　何人送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
　　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
　　而今烟草萋迷。
　　黄庭坚接着苏轼的低吟，也依王安石旧作之韵，高声吟出苍凉的悼诗：短世风惊雨过，成功梦迷酒酣。
　　草《玄》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南》。
　　啜羹不如放囗，乐羊终愧巴西。
　　欲问老翁归处？
　　帝乡无路云迷。
　　晁补之也许由王安石的病故想到恩师王安国的死亡，想到王府十多年来遭遇到的不幸，竟然咽泣出声……
　　苏轼此刻与司马光相对而坐，眼前的几案，酒杯和酒杯中清冽的杜康酒，使他犀通了司马光此时的所想所思，这是祭奠介甫英灵之酒，也是祭奠友谊不混之酒啊！他抬头向司马光一瞥，老司马泪蒙老眼，他的泪水也滚落下来。凄怆无语，他俩也许都在回想着十五年前在此屋此处王安石涛酒送别的情景，也许都在怀念王安石那“渐老偏谙世上情，已知吾事独难行”的哀叹和忧郁，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乘田岂为名”的劳累和感慨，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相逢始觉宽愁病，搔首还添白发生”的侮怨和无奈。苏轼终于在苦涩中开了口：“司马公近日病恙如何？”
　　司马光怆然出声：“‘凄怆江潭’，我已体知介甫愁居江宁十年的悲哀了……”
　　苏轼声咽：“君实知介甫之冷清归去吗？”
　　司马光吟庾信之《枯树赋》以诉心中之哀伤：“‘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戴瘿御瘤，藏穿抱穴，木魅（目间）（目炎），山精妖孽，况复风雷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哀……’我终有负于介甫啊！”
　　苏轼为司马光的哀伤所感吁叹。
　　司马光剖心而自语：“子瞻，我之哀，也许是不该走出‘独乐园’啊！天下之悲怨鼎沸，朝廷之混乱熙攘，社稷之倒悬累卵，太皇太后之焦虑惮思，势之所迫，光自知鹈囗之哀将鸣，但又不能不出，出则不能不有所作为。‘革故鼎新’之图，乃翻天覆地之举，我只能违心而舍弃友谊，真心为社稷谋啊！介甫之于世，已非你我交友之介甫，而是与‘熙宁变法’融为一体之分甫，私谊公怨，难以区分！再说，‘熙宁变法’之祸，不由介甫承担，又能去找谁人呢……”
　　苏轼点头，表示理解。
　　司马光的声音变得更为怆楚：“现时之‘革故’，乃革除介甫所制定的‘新法’，现时的‘鼎新’，乃树立无‘新法’痕迹影响的朝政，我只能以诛贬介甫之失误为‘革故鼎新’开路。只能以清算介甫之失误而重整朝纲，忍痛而为，出于无奈。介甫在世，纵有怨恨，我心尚可疚歉自忍；今介甫已逝，黄土青冢，我还要诛贬其过失而使亡灵不安吗？介甫生平，见识高远，志在富国强兵，锐取之气，朝廷无二，一生清白，毫无苟且糜费之风，我岂不知，但褒扬介甫生平之功业，将与‘革故鼎新’之举相悻，势必引起朝廷混乱，为章惇之辈的反扑提供机缘，自毁其所图啊！子瞻教我，何以解忧？……”
　　苏轼默然沉思着：权力之于人，枷锁耳！人一走上权力的高位，一坐上权力的魔椅，也就失去了人的自由，无论狂狷不羁的介甫，还是循规蹈矩的君实，莫能幸免。这就是权力的奥秘所在啊，它既可使执权者舒展雄心，又可使执权者良知煎熬。若其执权者良知混绝，随心所欲而毫无疚歉之累，那便是万恶不赦的暴君酷吏了。他不想再说什么，徒增添司马君实心中的悲哀，便拿出一份文稿交于司马光：“今夜入更时分，皇上召轼入宫，示以介甫病逝江宁之哀。上甚怜介甫冷清归去，有追赠太傅之意，命轼草制敕文。轼亦知褒贬介甫与现时朝政情状之微妙，举笔惶惶，不敢自信，特请君实详审而示之。”
　　司马光急忙接过“文稿”，因目视近昏，移近蜡烛，艰难仔细阅览：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摩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臣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间，在于谅阔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膊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这篇敕文，基本上展现了王安石不寻常的一生，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心志、才智、学识、性格和在熙宁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地位。时值王安石正道声讨诛伐之际，此文能够出于苏轼笔下，亦属胆大包天、难能可贵。司马光览毕，感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拱手向苏轼作谢：“子瞻之笔，活现介甫之锐进、坦荡、赋性、道德和为人，亦显彰介甫学识文章瑰玮藻世之伟迹，定论公允，足慰介甫地下之灵，足达皇上宠信之恩，亦足以震煞朝廷落井下石者浮薄之风。光心怀疚歉而衷心称善，亦解光心头之郁忧了。”
　　苏轼心方宽释，谈及心中之所虑：“介甫之政见和‘变法’之失误为害，软辍笔再三，思之再三，避而未谈，非偏护介甫之罪咎，乃思维浅薄，笔力弱钝，怕不得要领，失之大谬耳。望君实示而启之。”
　　司马光默默点头，思之片刻，诚挚中肯地说：“介甫所持政见，与你我虽大趋一致，由于操术之别，终致千里之歧。然‘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毕竟是两回事，‘施政’失误，不一定是‘政见’全错；‘施政’关乎国计民生，时不我待，‘政见’当容辩识，不宜匆忙断论。‘革故鼎新’之举，我断然罢废‘新法’，而对介甫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不作禁绝，盖出于此虑。关于介甫所持‘政见’之评说，留给后人去作吧！你不是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