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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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肯定就完了。你说怎么办？”他说：“在昆明我可能是测不出来了。但我保证补测成功。”后来他确实是补测过关了。但当时我还是不敢拿主意。我想，成耀东的困难确实应该考虑，但他是队里的骨干，如果成耀东开了这个头，其他人怎么办？我找桑廷良和顾兆年两个助手商量，他们也拿不定主意。左右为难之际，我向俱乐部作了汇报。俱乐部来电说，让我们根据情况处理。这样，我最后还是同意了。当天下午，成耀东便离开基地，飞回上海。看来他是挺急的。
　　这段时间最令我头疼的，是队员不断提出请假。说实话，我不是不愿意让队员出去，但是我担心我们这支队伍刚组建，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领导对我们的期望又非常高，把这次足球改革作为中国和上海体育改革的窗口，如果我们不横下一条心，全心全意地苦练，怎么对得起大家的关心，怎么来证明自己呢？
　　队里走了七名老队员，剩下的几个骨干球员，便成了老队员了。老队员在队里的作用很大。他们在场上是主力，在场下对年轻队员有影响作用。老队员的工作做不好，队里的管理要上台阶是很难的。
　　队员与教练确实是一对矛盾。队员总想休息得多一些，照顾得多一些，对他们松一些。但是教练不能这样做。如果这也考虑那也照顾，队伍的作风便没办法形成，没有过硬作风的球队，是不可能有坚强意志的。
　　有一次，蔡建林和李晓来向我请假。我没有同意。蔡建林便说，范志毅和成耀东没有请假都能走，为什么我们请假反而不行？
　　我把成耀东找来，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就外出？
　　成耀东说他没有外出，而是在楼上青年队。我马上让桑廷良去青年队问一问，桑廷良回来说，青年队的人说没见成耀东来过。成耀东转口又说，他没有离开过基地。这时，你能说什么呢？
　　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你没有拿住他的把柄，你怎么处理他？总不见得为这么一件小事兴师动众调查吧？我想，成耀东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应该知道我们对此的态度了，不能逼得太急，这样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我就说，你没有离开就是在队里了，以后只要离开队就得请假，万一有事我们好找你？成耀东点点头走了。在请假和迟到的问题上，成耀东在队里是最多的。后来他对记者也说，当时我们对根宝的这些做法不太理解。但是后来才慢慢感觉到，就是因为当时抓了纪律和作风，我们的队风才形成了，才有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今天。
　　我找成耀东谈话，他要我照顾老队员，过去对老队员都有照顾，现在也应该有。我说：“成耀东，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两者不能等同。再说，什么叫照顾？最好的照顾就是严格要求你们，出了成绩，你们拿了名次，获得了利益，这是最大的关怀和照顾。”
　　后来联赛首场对沈阳海狮队比赛后，李晓拿到奖金，回来说要感谢教练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另外我对队员们反映我不讲情义也很反感。什么叫情义？球赛赢了，这就是情义。在球队里，严就是情义。
　　在昆明海埂的训练中，申花队出尽风头，打了4场练习赛，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基地上下普遍反映，申花不像是上海队，像是北方队，像是一群“疯狗”。那时，好多原来国奥队队员到队里来看我，他们讲得最多的便是“徐指导，我们在吉隆坡最关键是没有坚持这样的打法，如果我们坚持下来，也许就不一样了”。这更增强了我坚持自己打法的信心。海埂春训初步改变了上海队的作风，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海埂的春训，才有了我们联赛开头的4连胜。
　　体能测验在海埂开始了。这一年中国足协动真格了，不允许有任何弄虚作假。我们申花队的体能测验也不太理想，我寄予很大希望的李龙海没有及格。他挺冤的，在折返跑时没有把瓶子推倒，记录员便认定没有成绩，李龙海没有及格，也就此结束了足球运动员的生涯。一个可乐瓶子可以让一个优秀运动员结束运动生命，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认为合不合理，但这就是现实。
　　张佳平和黄翌也因没有在12分钟内跑过2900米的及格线，被取消了参加联赛的资格。
　　我尊重李龙海的意见，不能当运动员就当教练员。我感谢他在这三个月建队初期的训练中，起到了一个老队员的作用。在当时，队里有六七名老队员没有报到，只有他来了，并与年轻球员一起参加训练，他是个非常不错的老队员。后来他当上了青年队教练。
　　1994年昆明海埂的春训，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后的第一次，大家都练得比往年要认真。我们申花队无论哪个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多次受到春训办公室的表扬。我们在昆明打了4场比赛，完成了预定目标，增强了信心，坚定了打法，扩大了影响。当然，我这个“败军之将”也成了海埂的新闻人物。
　　3月6日，王俊生找我谈话，他主要是想听听申花队的情况，了解职业化改革以来球队的建设方面的情况；此外，还征求对国家队下阶段工作的意见，其中包括参加亚运会的问题。当时对国家队参加亚运会有两种意见，一让国奥队去，二是让国家队去。我的态度是，如果中国足协定下前三的指标，让国奥队的年轻人去是不行的。主教练也是个问题，老那明摆着没有什么打法，但谁去接？
　　谈到这个话题时，王俊生说，这全怪你根宝。你的出走把我的全部计划全打乱了。我说，怎么打乱了？他说，你在边上，如果老那不行的话你去接，顺理成章。我对王俊生说，我走还是对的。老那不行，我也是不行的。报纸上不是说过，老那不行就是因为根宝的问题。
　　当时，老那的国家队确实有许多问题，大家都对国家队不满意，好多国脚体能测验都不及格。当时的形势是戚务生接国奥队，老那仍然带国家队。但换掉老那的呼声很高。换教练可以，但是换谁？我说，如果戚务生接的话，他不也变成了两个队的教练了？当初我身兼两职，就招来许多人的批评。但让老那继续坚持下去恐怕也不行。当时王俊生很头疼。后来的格局是，老那继续当国家队的主教练，戚务生任执行教练，把老那架空了。参加亚运会的指标还是要前三名，最后决定还是由国家队去。最后王俊生对我说：“说心里话，你搞申花我们都很高兴，你搞02也很有远见。我们希望你能够成功。”
　　昆明春训结束后，我回了趟北京的家。3月27日下午，我在家里接到了正在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市委副书记陈良宇打来的电话。陈副书记非常关心中花队的情况，我便向他汇报了队伍在昆明的春训情况。陈副书记指出，上海正处在力争三年大变样的第一年，上海的改革对全国的影响很大。我理解陈副书记的意思，就是要上海足球改变原来的面貌，能够把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在球场上反映出来。陈副书记对我说：“根宝，你做到了这些，就是为上海作了贡献。”陈副书记的话，当时对我的鼓舞真是挺大的。
　　第二天，我给龚学平副市长打了电话，汇报了昆明春训的情况，其中包括老队员测试不理想的情况。龚副市长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满意，对测试不及格的人员也提出一定要安排好，要谨慎。4月5日，他给我打来电话，对测验不及格人员的安排提出了一些设想，并问他们一年没有工作，工资如何拿法？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就会影响其他老队员的情绪。他还问李龙海、成耀东是不是安心，听外面反映，队员认为队里缺少人情昧，你可要注意这些问题啊。龚副市长甚至连伙食情况也问得非常细。
　　打完电话后，龚副市长还不放心，4月7日他亲自到队里来过问情况。我说，张佳平和黄翌定下的工资是每月500元，如果明年测验还不行，惧乐部才解聘，龚副市长对这样的安排比较满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急切地等待着联赛的开始，准备大干一场。
　　第二章　风雨中继续
　　1。联赛第一战，郁知非胃痛突然发作
　　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期盼已久的1994年的职业联赛终于开始了。我们第一场是客场对沈阳海狮队。
　　比赛之前，郁知非与我商量对沈阳海狮队比赛的奖金问题。我们定下的标准是主场胜3万元，平1万元，客场胜则奖5万元。郁知非当时的观点是，奖金是为了提高队员的竞争意识，但不能让队员都去为钱踢球，奖金主要是调动积极性。
　　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说主客场比赛、对手强弱和关键场次比赛的奖金应该是一样的。我们的目标是2分（当时胜一场得2分），不会因为你是主场胜利而少积分。因此，我建议无论什么情况，奖金应该是一样的。郁知非听后认为我的意见有道理，便同意了。
　　俱乐部还提出分阶段发奖金，以前4场为一个阶段，如全胜得8分，再奖教练一万元。拿7分奖7000元、6分奖50Q0元、5分奖3000元、4分不奖不罚、3分罚2000元、2分罚3000元。后采这个方案实行了。第一阶段我们4战斗胜拿了8分，但最后是否奖励教练了，我想不起来了。
　　我们与沈阳海狮队的比赛是4月16日。14日我们便到达了沈阳。惧乐部老总郁知非和孙春明也随队一起到沈阳，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参加甲A联赛。赛前郁知非突然胃痉挛，痛得直不起腰，我知道他这是紧张引起的。他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老板，还从来没有这么紧张以。
　　沈阳队刚从甲B升上来，他们的主教练叫谢尔盖，是俄罗斯人，也是甲A中第一支由外国教练率领的球队。外援中有个光头外援叫莎莎，能力很强，在海埂春训时就受到了普遍的好评。我们要完成前六名的指标，便一定要战胜沈阳海狮队。这场比赛的目标就是赢球，而不是客场保平争胜。说实话，客场比赛要赢球没有那么容易，再说沈阳队在春训期间战绩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