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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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当我们一起站在一个新南非的入口处时，纳塔尔处在火焰之中。兄弟之间为复仇互相残杀。在这场争斗中，每一个家庭都失去了亲爱的人。在我被囚禁的最后几年里，我最大的心病、最深的痛苦是听到在纳塔尔的人民中间发生的这种可怕的事情。
在你们遭受痛苦的时候，我的职责是提醒你们不要忘记今天所负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停止这场冲突，我们将处于毁掉我们斗争的可贵成果的巨大危险之中。我们将使全国的和平进程面临危险。”
与此同时，曼德拉的个人生活也面临着一场新的危机，这就是他和温妮的关系出现了裂缝。他发现，昔日温文尔雅的温妮已一去不复返了；而出现在他面前的温妮是一个冷酷严厉、咄咄逼人且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如前所述，曼德拉被囚禁后，温妮的日子是相当艰难的。但对她打击最大、影响最深的则是1977年5月17日以后被流放到布兰德福特的日子。特别是1979年女儿津荠离开她去读书以后，长时期的孤独使温妮产生了一种被遗弃的心理。当她刚到布兰德福特时，她对黑人酗酒的习惯深恶痛绝，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他们从酒吧一开门就进去，喝到晚上8点钟酒吧关门，一个个烂醉如泥。从冒牌学校里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便同他们的父母一道混迹于酒吧间。”但1979年以后，她也开始慢慢地养成了酗酒的恶习。
南非当局将温妮·曼德拉流放到布兰德福特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逃避国际舆论界的注视和追踪，二是企图用这种难以忍受的孤寂来摧垮她的意志。如果第一个目的未能达到的话，第二个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曼德拉夫人的为人。这种改变包括两个方面：政治策略和个人性格。曼德拉始终是位法律的信奉者。他认为，如果法律不公正，那就应该修改法律，而不是破坏法律。虽然他组建了“民族之矛”，但坚持认为暴力是最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的手段。但温妮在与警方打交道时，则逐渐背离了这种策略。她认为，不公正的法律必须通过暴力来改变。她利用一切机会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主张对白人实行恐怖和暴力。而她的这种政治策略在1976年索韦托暴动以后很有感召力，特别是对那一批被激怒的年轻人而言。他们逐渐聚集在曼德拉夫人身边，形成了黑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激进势力。
曼德拉夫人在流放期间性格上的变化也很大。温妮从小就性格倔强，有“假小子”之称。母亲死后，父亲哥伦布曾计划将9个孩子分送到亲戚处抚养，温妮坚决不同意将兄弟姊妹拆散。在她执意坚持下，她父亲也不得不让步。这是她和父亲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在与曼德拉的恋爱期间，她的好斗要强也偶尔在关键时刻显露出来。大约在她与曼德拉结婚前一个月的一个星期六，温妮和几位朋友于下午一点到曼德拉的办公室来接他。当时，曼德拉正在接待一位外国政治家的女秘书。据曼德拉回忆，这位女秘书与温妮年龄相仿，容貌楚楚动人。当温妮推开门，见到曼德拉与她正谈得十分投机时，脸色一下就变了，睁大的眼睛里充满着忌妒和敌意。曼德拉后来在写给女儿津荠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尽管那时候我经常到体育馆锻炼，身体极为强健，她还是当着别人的面，一把抓住我的脖子，把我揪了出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女士。”
流放期间，温妮性格上的负面因素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争强好胜变成了专横跋扈，注重自我变成了冷漠无情。她认为自己是曼德拉的当然接班人，是曼德拉的替身。但她的这种一厢情愿并未被非国大所接受，反而对她的专横作风进行了抵制。这样，她不仅一直未能进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核心，而且始终与这一组织的领导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显得很不合群。1985年8月，当温妮在约翰内斯堡看病期间，她在布兰德福特的住宅被人用燃烧弹烧毁。她不顾当局禁令，决定搬到约翰内斯堡居住。1986年3月，布隆方丹地方法院宣布对温妮的禁令已无效。这样，她回到了阔别9年的索韦托。从这以后，她的活动就完全脱离了非国大。
1987年，她的索韦托的住所翻修完毕，和当地贫穷黑人的破烂棚屋相比，无异鹤立鸡群，被当地黑人群众称为“温妮宫殿”。随后，她聚集了一批身强力壮桀骜不驯的黑人青年，组成了称为“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的团体。很快，这一组织扩展为一个暴力组织，先是以惩罚政府的合作者为由，继而是绑架、刑讯、拷打乃至杀人。而温妮自己却认为是在培养黑人青少年，进行黑人解放斗争。1988年12月28日，俱乐部将4名青年从卫理公会牧师保罗·卫伦家绑架至索韦托的一幢大房子里。4名青年中有一人设法跑出来了，其中两名后被释放，但一位名叫斯多姆佩·莫凯提的青年却失踪了。
1989年1月27日，索韦托社区领袖和教会领导人一起开会，要求温妮·曼德拉解散她自己的暴力组织——足球俱乐部，因为这一组织的出现已导致黑人住宅区无数的报复、行凶和斗殴。但温妮拒绝这一要求，声称这4名青年被从教会住地里转移出来主要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受到性虐待。并说这可以在阿斯瓦特医生那里得到证明。然而，就在那一天，阿斯瓦特医生遭枪击而死。温妮立即指控谋害者害怕阿斯瓦特医生出面作证。1月26日，另一名从教会住地跑出来的黑人青年也到警察局报案，声称他在保罗·卫伦家受到了“不道德的待遇”。他的证词似乎支持了温妮的说法。
但是，那3名被绑架的青年说法则与此大相径庭。他们在签了名的宣誓书上说：他们被绑架后送到位于索韦托戴克洛夫地区曼德拉夫人的住处，并遭毒打。他们还告诉索韦托社区委员会，俱乐部的成员曾强迫他们控告卫伦先生进行虐待；还说，阿斯瓦特医生仔细检查了斯多姆佩·莫凯提的身体状况之后，宣布他受伤太严重，已难于抢救。这意味着阿斯瓦特医生之所以被谋害，并非他故，而是因为他对俱乐部成员的行刑情况知道太多。斯多姆佩失踪后，警察于1月7日发现了一具腐烂的尸体。2月15日，经警察局指纹专家确认为斯多姆佩的尸体。而在此前一天，在索韦托的奥兰多西区，一名足球俱乐部成员被谋杀，据称是为死去的斯多姆佩报仇。
曼德拉当时已通过他的律师了解了一些情况，但对此无能为力。直到1990年2月出狱后，他才有机会亲自过问这一事情。曼德拉并不怀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只是认为温妮之所以如此是长期脱离群众的政治运动所致，因而力排众议，于1990年8月任命温妮·曼德拉为非国大的社会福利部长。然而，温妮的恶习已成，仍我行我素，不思悔改，对绑架事件矢口否认。她不但不听曼德拉等人的规劝，反而多次酗酒闹事，并公然和她29岁的情夫双宿双飞，对曼德拉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
曼德拉出狱后，在面临巨大的政治挑战的同时，还需忍受温妮的作为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这是何等的压力啊。但曼德拉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的眼光是盯着未来的。
第二十六章 再挑重担
·卢萨卡的欢庆
·“红色阴谋”与“鸟拉行动计划”
·总部迁回国内
·种族隔离制的基本法律被废除
·“曼德拉，我们的主席”
·报纸披露：南非警察暗中资助因卡塔
·温妮受审
1990年2月27日，赞比亚的卢萨卡机场彩旗飞舞。这一天被宣布为全国节日，公共汽车穿梭于机场和市中心之间，免费将欢迎的人群送到机场。机场上等候的人群中有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乌干达总统、联合国代表、英联邦代表、加拿大外长、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主席阿拉法特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站在显著的位置。他们都在等待由曼德拉和西苏鲁等率领的非国大的南非代表团来此参加非国大全国执委会会议。
当载着曼德拉等人的飞机徐徐降落时，机场上一片欢腾。曼德拉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向赞比亚和其他非洲前线国家表示感谢。他说，没有他们的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就不会取得今天的突破。随后的几天里，曼德拉参加了前线国家首脑会议和非国大的执委会。非国大主席奥立弗·坦博自从1989年8月中风后，没有参与实际的领导工作，当时正在瑞典住院治疗。在执委会上，非国大的领导人讨论了由地下状态到合法状态的战略转移问题，消除谈判障碍问题和将非洲人国民大会总部尽快迁回南非的问题。3月2日，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选举曼德拉为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批准西苏鲁和姆贝基为执委会成员；并决定由西苏鲁负责在国内重建和发展的工作。
会议结束后，曼德拉又访问了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为了探望自己的老战友、正在住院治疗的奥立弗·坦博，曼德拉还专程到瑞典进行了访问。年高74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坦博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南非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进行了长期的工作。在流亡期间，他历经千辛万苦，一方面与外国政府和组织打交道，另一方面对国内的非国大地下斗争给予指导，为非国大打开局面、保存实力和扩大影响费尽了心血。当他见到曼德拉时，两位战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曼德拉向他表达了全国执委会对这位老战士的崇高敬意，随后向他汇报了关于非国大战略转移的计划和设想。坦博为曼德拉的出狱和重新担任非国大的领导工作表示由衷的高兴，“有你在，我就放心了。”谈完正事，他们又一起回忆曼德拉1962年初的出访和他俩的最后一次会面，“还记得你让我帮你在克伦威尔塑像前照像吗？”坦博兴致勃勃地问。“记得，记得。你当时住的条件多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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