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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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行证制度也是控制南非黑人的一种手段。它使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上有某种安全感。英国驻南非的高级专员米尔纳就坚持认为，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考虑，必须实行通行证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可以辨认来到这里的土著和追踪他的动向，否则这个地方将变成一座群魔殿”。南非发现钻石矿和金矿后，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非洲城市人日益增加。这种新形势导致了通行证制度运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国民党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种族立法。1952年颁布了“取消土著通行证及施行统一的土著身份证法”。在此以前，非洲人的各种通行证多达60多种，如居住许可证、宵禁特别通行证、月度通行证、计日工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旅行通行证，等等。这项法令规定取消其中一些已无必要的通行证，全面加强通行证制度以控制非洲人的迁移和行动。这项法令规定了一种统一的证件——一种特殊的查验册，每个土著居良都要随时携带。查验册中载有非洲人的照片、编号，并详细载明其相貌、纳税情况和许多事项。
这些规定为南非黑人带来了诸多不便。一家南非报刊曾在1957年底揭露了一个关于纳尔逊·兰加的案例。纳尔逊·兰加是约翰内斯堡市政委员会雇佣的一位清洁工。有一天傍晚，他被便衣警察拦住要通行证。和其他一切值勤的非洲清洁工一样，他因为怕遗失或弄脏，没有随身携带通行证。但他很顺从地给警察看了市政府发给他的证章，上面刻有他本人的公务员号码，这足可以证明他的合法雇员身份。
可是，傲慢的警察不管这些，还是将他逮捕并押送到比撒耳，他被迫在田间劳动。后来，由于他和律师取得了联系并申请了人身保护令，纳尔逊·兰加才获得释放。在法庭上透露了政府的特别规定：根据土著事务部、司法部和南非警察当局之间的安排，因违反通行证法被捕的非洲人毋需起诉，可直接交给土著事务部。而土著事务部在1954年颁发的一份行政通报指出：应该对因此项法令被捕的非洲人提供在农村做雇工的机会，而且要优先照顾农场。凡是拒绝这种工作的人不能被释放，而且要“被送回南非警察局起诉”。
1960年3月21日的反对通行证游行主要是由阿扎尼亚（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组织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于1959年4月成立后，主要将精力集中在招收会员和建立地方组织上。由于这项工作进展顺利，泛非主义者大会得以在1959年12月19—20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它的第一次全国会议。索布克韦和大会领导人向会员宣布了组织计划，将从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证法运动开始，经过一些没有具体说明的步骤，到1963年达到自由和独立。
为什么泛非主义者大会如此仓促地决定在3个月内即要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呢？这似乎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是来自一群急于行动的会员的要求。从自由宪章发表后，南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加速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叛国罪案开审后，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南非当局节节败北。而维沃尔德上台后，变本加厉，积极推行现行政策。这一系列因素促成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激进派强烈要求有所动作。其次，泛非主义者大会对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对南非黑人的感召力估计过高。以索布韦克为代表的大会领导人坚持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略艰难长期的组织工作。
第三个因素是外部因素的促成。一方面是南非的自由党坚决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采取激进措施；另一方面，一些外国政府如加纳政府对泛非主义者大会表示将提供外交和财政支持。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亦已确定在3月31日发起全国性的反对通行证制度运动。为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争夺黑人群众，泛非主义者只能在国民大会之前采取行动，以表明自己的力量。
索布克韦在要求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采用非暴力策略时，号召他们将通行证丢在家里，并接受逮捕和坐牢。他希望这一行动将很快带动全国人民加入抵制的行列。一旦南非的监狱挤满，田间、工厂和商店的工作停顿下来，南非政府当局最终将不得不让步，废除通行证制度。这一运动将形成一系列“不停顿的运动”，而这将导致种族主义政权的崩溃。他提出的口号是：“不接受保释、不接受辩护、不接受罚款”。同时，泛非主义者大会作了基层的组织工作。
1960年3月21日清晨，反通行证运动以平静而严肃的方式从索韦托地区开始。罗伯特·索布克韦凌晨2时即起床了。他将自己的文件整理好，对家里的事作了安排，于6时离开家，向4英里之遥的奥兰多警察局走去。一路上，从费费尼、杜贝和西奥兰多等各个方面来的黑人群众缓缓地加入他的队伍。那一天，约翰内斯堡警察局共逮捕了170名违反了通行证法的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在比勒陀利亚，6名成员到警察局自首，警察以违反通行证法将他们送走。在德班和东伦敦，也有一群人被警察以同样理由逮捕。群众的反应远不如预想的那么踊跃，只是在韦雷尼京、兰加和恩扬加等地，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号召得到了普遍响应。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态度如何呢？在此之前，国民大会已联合了其他13个不同种族的组织，筹备发起反通行证运动，接着在5月和6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但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计划在某种意义上打乱了国民大会的原计划，索布克韦和他的助手的动员也颇具势头，非洲人国民大会只能十分被动地跟着泛非主义者大会，但在组织工作上仍是各自为政。
韦雷尼京位于约翰内斯堡以南约50英里处，是南非的钢铁工业中心。二战结束时，这个中心因扩展而人口大增，已有白人12000人，非洲人30000人。这里非洲工人多是流动劳工，在制造业受雇的16798名非洲黑人中，近15000人是从奥兰治自由邦招募而来，住在棚户区。沙佩维尔是1937年韦雷尼京发生动乱后开始建设的，第一批房子在1942年竣工，其名取自当时的市长约翰·沙佩。到1960年，沙佩维尔的人口已达36600人。从原住地被迫迁到沙佩维尔，每月的房租高达2镑15便士，一大群找不到工作又没有中学可进的青年人，这些为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宣传鼓动提供了不满现实的社会基础。
3月21日清晨，在沙佩维尔的西文索街公共汽车站，去上班的人排起了长队。这时，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警戒队出现了，他们劝说人们不要去上班。这些警戒队还在其他路口阻止去韦雷尼京上班的人们。上午10时，在市中心已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使地区警察大吃一惊，因为沙佩维尔素来以和平驯服著称，就是在蔑视运动中也没有出现很大波动。俯冲的飞机也没能驱散示威者，而警察则拒绝逮捕那些站在队伍前面的泛非主义者大会支持者。示威组织也拒绝了警察要求解散示威者的命令，泛非主义者大会支部书记恩雅卡纳·往罗说：“在索布克韦发表讲话前，我们不会解散。”
人群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将有人发布关于通行证制度的重要通知，这更使他们决心呆在原地不散。一些增援的警察在上午已抵达，有的还是乘的装甲车。下午1时15分，约300名军警与5000名示威者对峙着。突然，警察局的大门口发生了摩擦，围着警察局的铁丝网被冲开了一条缺口。前排的示威者想看清楚，而后面的群众更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拼命向前挤。有一个警官被挤倒了，这时，色厉内荏的警察开始开枪，人们赶紧朝四周散开逃跑，但无情的子弹呼啸而过。结果69名示威者被打死，其中包括8名妇女和10名儿童，绝大部分是背上中的弹，另有180人被打伤。射击过程持续了20秒钟，警察共发射743发子弹。
受伤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送进索韦托的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在急如星火的救死扶伤的医院里，弗莱克医生正在紧张地为伤员包扎、动手术。当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取东西时，发现一名上校警官坐在他的桌子上，旁边站着一群低级警官。“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没看到我在抢救病人吗？”弗莱克医生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愤怒情绪。那名上校傲慢地回答：“我想让你知道，送到巴拉格瓦纳斯医院来的所有受伤者全部被逮捕了。”弗莱克医生对这种非人道的行为表示抗议，然而无济于事。
上校命令一个警察带上印台，挨病床将枪伤者的手印盖上，然后对另一位警官说：“在每个病床边派2名警察看守。”弗莱克被这种残酷所震惊。“请你们有点良心！有些病人正因抢救不及时而生命垂危，其他的将失去一条腿或一只手。如果每个病床边站上两名警察，我们怎么能实施抢救措施？”由于弗莱克医生的不合作态度，那一个周末，他被告知，比勒陀利亚已传来命令，将他解雇。弗莱克医生气愤已极，立即与国际新闻界取得联系，声明自己由于对警察暴力的牺牲者表示关心而失去了工作。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政府只好恢复了他的工作。
在沙佩维尔惨案发生后几个小时，在开普敦的黑人市镇兰加也发生了枪杀事件。那天清早，人们开始聚集在兰加新的单身住宅区。尽管天下着雨，但当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地区负责人克哥桑纳在6时赶到时，已有6000人站在那里等他讲话。警察进行干预时，克哥桑纳决定将人群解散并说明下午6时再聚集，他赶到开普敦去看望被捕的会员。兰加的警察局也得到了加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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