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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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工人恢复了对公共汽车的抵制。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了当时的情况：“许多洗衣妇背着沉重的衣物，佝接着肩，赤着足，拖着脚步往前走。”尽管公共汽车照常行驶，售票员还笑容可掬地招揽乘客，上面还有警察护送，但是一个乘客也没有。这次抵制继续了7个星期。最后，汽车公司同意把工作日的票价恢复到4便士，但是必须购买一本联票；只有周末和没购联票者要付较高的票价。抵制取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广大黑人认识到，即使在南非种族主义肆虐的情况下，团结就是力量。曼德拉的政治觉悟亦逐渐成熟起来，1944年可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第四章 投身政治
·温柔多情的伊弗林
·“志同道合”与“患难之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非
·非国大精神领袖伦贝迪——“一个很有趣的人物——狂妄自大而又积极进取”
·非洲主义哲学
1944年，曼德拉的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伊弗林·恩托科·梅思。当时他还在读书，两人见面后，很快坠入情网，不久就结婚了。伊弗林是恩科波人，与西苏鲁既是同乡又是亲戚，当时亦住在西苏鲁的家里。她年轻漂亮。说话温柔，在市立深矿医院当护士。结婚后，曼德拉和伊弗林搬到伊弗林姐姐家去住，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股比。这位天真活泼的小男孩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欢乐。每天下班后，曼德拉回家后总要逗孩子玩一会儿，伊弗林则忙着做饭。
1946年，地方当局在奥兰多为这一对夫妻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这样，他们才真正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但很快这套房子就成了曼德拉亲戚的临时旅店，来了总是睡在地上，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纳尔逊的妹妹丽比是第一个来到此地读高中的，长住在此。曼德拉的母亲也来住过。他的堂兄马坦齐马则是一位常客，不时开着车来一趟。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一定看法，老是提醒曼德拉不要和非国大的人混在一起。在他看来，黑人提高地位的根本希望在于与白人合作。而曼德拉当时已深受西苏鲁的影响。他认为，黑人要想取得自身的解放，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团结所有的黑人一起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1944年发生的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则标志着曼德拉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在西苏鲁的介绍下，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从结识西苏鲁起，曼德拉愈来愈认识到黑人民族解放事业的艰巨性。沃尔特·西苏鲁经常激励自己的朋友，帮助他们扩大眼界并鼓励他参加到这个黑人政治团体中历史最长、斗争最持久的组织中来。他一直认为曼德拉志向高远，素质优秀，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领袖人物，因而对曼德拉的教育工作格外耐心。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曼德拉又碰到了黑尔堡的知心朋友坦博。那年被校方开除后，坦博来到德班找工作，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母校圣彼得学校的科学系有一个教职。经过通信联系后，校方表示欢迎奥立弗·坦博回母校任教，讲授自然科学和物理课。坦博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这可以从他在黑尔堡大学拒签神职声明一事中看出来。在圣彼得学校，他又一次经受了类似的考验。当一些白人和黑人教师劝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并说这与教师的身份不符合时，他感到十分气愤。“人生的目的是求发展，这也是命运的召唤。有些人可以自助以求发展，有些人需要他人帮助。我想帮助人来领导这一场非洲人的解放斗争，你们怎么说这不是一个教师的责任？”他用自己的行动表示那种执着的追求和叛逆精神。在西苏鲁的鼓励下，曼德拉和坦博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选定了自己的政治归宿。这三个人的关系用“志同道合”与“患难之交”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三个人最后都成为了非国大的高层领导，又都一起饱尝了南非白人政权的铁窗之苦。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之中，而南非的投入是十分可观的。1938年，南非的军队只有2万人，非洲人和亚洲人不能加入战斗部队，只能编人后方的辅助部队。二战中，南非的军队不断扩大。1943年2月，南非联邦议会批准在非洲大陆境外使用南非联邦的军队，随后就有几个师调往西欧。南非联邦军无论在技术装备上还是在兵种设置上都强于非洲其他帝国的军队。到战争结束时，军队人数已达345000人。南非军队参加了对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在各个战线上的作战。在埃塞俄比亚战役中，皮纳尔将军指挥的南非军队一举俘虏了80000意大利士兵。然而在利比亚失利，克勒佩尔率领的10000名南非士兵被俘。
经济上的投入比人力资源更为明显。由于军事订货和世界经济联系的断绝，南非联邦的军人生产规模发展很快。在约翰内斯堡的国营工厂里开始生产装甲汽车，在战争年代里共生产了2000辆以上。另外，其他企业还生产了500门炮和几百万发炮弹。南非的钢产量在1938年只有30万吨，但到1945年已达536000吨。南非各机器制造业还生产约90种不同类型的发动机以及飞机、船舶和汽车零件，化学工厂则保证了炸药的生产。在战争的影响下，轻工业各部门的产量亦大大增加。皮革、制鞋和缝纫行业为盟军制造各种订货，并提供羊毛制品。罐头食品业的发展，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到战争末期，南非联邦的工业产值已达1。55亿英镑，比和平时期增加了一倍。
然而，对南非历史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影响远比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意义要大得多。在二战中，近40000名南非黑人士兵被派往非洲境外，122000名在非战斗部队里服务的非洲人也有很多被送往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参战。在非洲境外，他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白人的神秘感破灭了，子弹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他们也看到盟军中的黑人军官怎样对白人士兵发号施令。在海外，他们还接受了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欧洲白人自相残杀的事实更是最好的说明。为争取更多的帝国臣民当兵，英国（乃至整个盟军）军官进行反纳粹的宣传，下面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绝妙地反映了非洲人是如何通过这场战争来认识他们的统治者的。
英国军官：“赶走希特勒！打垮希特勒！”
非洲人：“他做错了什么事呢？”
英国军官：“他想统治全世界。”
非洲人：“那又有什么错呢？”
英国军官：“你瞧，他是德国人。”
非洲人：“是德国人又有什么错？”
于是，英国军官试图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并尽量使用非洲人能听懂的词语：“你看，一个部族去统治另一个部族是不好的。每一部族应该统治他们自己，那才是公正的。德国人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统治意大利人，法国人统治法国人。”当然他不会提英国人，亦没提南非白人，但非洲人是明白这种关系的。一位非洲士兵给他朋友写信时说，“我们所有在海外服役的士兵即将带着新思想返回家园，我们已得知我们是在为什么而战，是为‘自由’而战。除了自由，别无他求……”然而，当他们凯旋而归时，等待他们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种族歧视和白人优越感的不平等的世界。很多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勇敢地投身到这场黑人民族解放运动之中，曼德拉的好朋友，“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杰克·霍奇森就是其中的一个。
曼德拉参加非国大后，积极投入到实际斗争中。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天生的领袖气质很快吸引了周围的人。虽然他已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正在攻读律师专业，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却是在与西苏鲁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理论家们讨论时和在实际斗争的观察中才逐渐明白。最明显的是关于土地、劳工和赋税三者的关系。早在幼年时代，他就听到过部族老人讲起欧洲白人为侵占科萨人的土地挑起的争端和科萨人发动的9次反侵略战争。在皇家矿业公司当警察时，当他看到矿工那种艰难的日子和非人的待遇时，亦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过：“为什么非要当矿工呢？不要给白人干，自己回家种地养牛不一样活吗？”他不明白为什么矿工“自讨苦吃”。现在，他明白了南非资本主义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有机关系。
如果说，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白人还只是把南非黑人看作是在“殖民地”或“共和国”边境地区骚扰的外来者，白人对黑人土地的侵占还只具有原始积累和自发剥夺的性质；那么，钻石和黄金的发现则使南非的历史整个地改写了。从此，对非洲人土地的剥夺直接与迫使非洲人为矿产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挂上了钩。1894年开普殖民地实施了一种新的法律，规定对“强壮成年男子”征收10先令的现金税。当时任开普总理的谢西尔·罗德斯大言不惭地表示，这样就可使农村的黑人劳动力摆脱懒惰和闲散，还会报答“我们英明仁慈的政府”。非洲黑人为交税就不得不外出去挣现金，而在矿山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离乡背井的强劳动力很快就被金矿公司吸收了。当然，如果他们交不起赋税，或公开抗税，其结果也是成为劳动力——服苦役的囚犯，这样的下场当然更惨。
大部分的南非矿产公司就这样找到了劳动力。首先剥夺黑人的土地，其次制定交现金税的法律，最后使矿井得到送上门的劳动力。而这种不须暴力强制就能得到的劳动力使矿产公司得以把工资压到最低水平。这些公司最先是从南非得到劳动力，随着深矿层的开采，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它们开始从所有邻近地区招募单身男工，合同期为一年；最后它们发展到从南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招收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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