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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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付那张金额为一万美元保险单的保险金。
在以后的三年中，我服役的地点不断变化，包括英格兰、堪萨斯、印度、中国、华盛顿特区、太平洋和俄亥俄。在运用中，查尔斯·B·桑顿的方法也总在不断地变化，变化也带来了新的事务和机遇，这样，到一九四六年一月离开军队时，我已升至了中校军衔，并荣获了由航空兵首领哈普·阿诺德将军颁发的功勋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这时，玛格丽特和我正双双躺在病床上，我们患上了骨髓灰质炎，住进了俄亥俄州代顿的航空兵地区医院。我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大约六周之后，就基本痊愈了。玛格丽特的情况却非常严重，有一段时间，医生曾说，她会丧失抬起胳膊和腿下床的能力了。那年秋天，在哈佛医学院院长的帮助下，玛格丽特转入了巴尔的摩的儿童医院，这里的矫正学医疗技术是国内第一流的。延续了几个月之久的治疗，以及玛格丽特的生命活力和她的顽强意志——终于使她得到了康复。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极为高昂的费用。
与此同时，查尔斯·B·桑顿又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召集那些曾在他手下工作的老兵们，组成一个整体，从事民用事业的工作。按照查尔斯·B·桑顿的想法，我们将会寻找一家需要按现代水平进行重新组织的大公司，由它来一揽子雇佣查尔斯·B·桑顿和他的团队。这一人胆无畏的计划正是查尔斯·B·桑顿风格的典型写照。当他要求我作为他的副手加入这一团队时，我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其想法，我解释说，我和玛格丽特想要重返哈佛，找回我们失去的生活。
查尔斯·B·桑顿仍然锲而不舍地说服我，终于，他坦率的言语触动了我的心弦：“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你应该知道，你不能回到哈佛去，因为在那里，你绝无可能还清玛格丽特欠下的医疗费。”这时，他确信已找到了一个买家——亨利·福特二世，他刚从其公司的缔造者——他祖父手里继承了财产，成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我仍然觉得查尔斯·B·桑顿的计划有点离奇，但是我告诉他，我会考虑他的请求，条件是，我们将亲赴密执安的福特公司总部，会见年轻的福特，听到他需要我们的亲口许诺，以及如何有效使用我们的计划。
几周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仍然身穿着军服的我们几个人，驱车抵达了密执安州的迪尔伯恩。我们会见了亨利·福特二世和他主管劳资关系的副总裁约翰·巴加斯。约翰·巴加斯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主管底特律办公室的事务。四十年代初期，老福特先生雇佣他保护自己的孙子们——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与美国的许多富人相同，几年前，林德伯格孩子遭绑架的事件，引起了福特内心的震动）。
公司的外表显得格外的粗糙。约翰·巴加斯稍后向我讲述了哈里·贝内特的故事。他曾是一名海军的职业拳击手，从做福特子孙们的保镖开始，进入了主办公大楼地下室的一间大办公室，掌握了一定的权力。然而，他仍然旧习不改，他喜欢将装着子弹的枪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有时，当客人来拜访他时，他会抽枪射击，子弹从客人的肩膀上方飞过，射到墙上。一九四三年，亨利·福特二世决定将哈里·贝内特请出公司，并要求约翰·巴加斯去办理此事。约翰·巴加斯想到了哈里·贝内特惯常的做法，于是，在到哈里·贝内特的办公室去之前，他背上了在联邦调查局时使用的肩带，将手枪插在里边，以防哈里·贝内特向他射击。然而，哈里·贝内特却异常平静地离开了。
当战争结束之际，约翰·巴加斯认为，在他升至公司最高层的道路上，已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这时，在福特公司最高层的一千名管理人员中，大学毕业者寥寥无几。所以，当我们这伙人出现之时，他将我们视为了竞争的对手，内心的恐惧感油然升起。在拜会亨利·福特二世的过程中，约翰·巴加斯先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噢，亨利·福特二世，如果你想要雇佣这些人……”亨利·福特二世打断了他的话语：“约翰·巴加斯，我得给你说几遍，我要雇佣他们！这事早已决定了。”
按照约翰·巴加斯的想法，这事还并没有被最后决定。一九四六年六月的晚些时候，当我们在迪尔伯恩总部汇报工作时，他又将我们打发到福特公司巨大的里佛红铁粉厂，那里设有招工机构，距此大约一英里的路程。我们在那里获悉，将要参加为期两天的测验和考试。我所听说过的各种测试，向我们轮番轰来：智商测验、成就测验、性向测验、领导能力测验。显而易见，约翰·巴加斯正在寻找我们的弱点，以便他能够以此说服亨利·福特二世，放弃那个错误的决定。
测试完毕之后，我猜想我干得不错——那些工业心理学专家中的一位向我解释，我的得分属于很高的档次，并且，公司将我们这些人都安排到了领导岗位上。但是，直到后来，我才获悉，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这些人考得是如何的出色。在推理和思维能力方面，我们中间的四位的得分，属于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而在实际判断的测试中，我们十个人也获得了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这对心怀鬼胎的约翰·巴加斯不能不是当头一棒。
参与决策的成熟头脑和我们岁数的年轻，使我们获得了“神童”的雅号，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就像汽车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样，我们也碰撞着福特的区域文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融入底特律的社会格局中。汽车行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都居住在格罗斯区域或布卢姆菲尔德的小山上，这里是富人居住的郊区，但是，我们中的两位却选择了密执安大学的所在地安阿伯，这样，我们就能使自己的孩子在大学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
在政治观点上，我们也与汽车公司的管理人员们大相径庭。不久，我就发现，约翰·巴加斯的工作之一，就是周游在福特的最高层管理人员之间，为共和党募集钱款。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以后，在五十年代早期，我升任为公司中最大的单位福特区的主管，我同样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要求我说服任区内约一千一百名薪水最高的管理人员，向共和党捐献资金。
相反，我给手下的每一位人发去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时代里，我们的政治制度基于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而私人的捐助则是两个党派生存的基矗我说，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样，只捐助两党中的一个党派。信中接着说道，如果他们希望捐助民主党，则应该将钱款交给某某先生；而希望捐助共和党的人，则应将钱交给约翰·巴加斯先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会支持哪一个党派，但我希望，他们只支持其中之一。在许多管理人员的同僚中，我这样的做法，并未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好感。
小小的摩擦是显而易见的，好在我与亨利·福特二世之间已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只要我为公司创造利润，我就可以按我的意愿来自由行事。“神童”们并没有辜负他雇佣我们的初衷，在以后的十五年中，我们中的六位升任了公司的最高层领导（包括两任总裁）。与此同期，公司的发展日新月异，赢回了由通用汽车公司占领的大片市场，股票的价格也扶摇直上。
查尔斯·B·桑顿并没有始终如一地与我们在一起——由于与主管财务的副总裁刘易斯·克鲁索发生口角，他辞职不干了，在这里只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也有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遭受解雇的命运，在公司和行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上，我与众多的同行们具有明显不同的看法，在诸如安全、减少污染、功能设计和经营方案等问题上，我们常常争论不休。然而，我总是找到了与他们合作的途径，由于确实做出了成绩，我的职位也接连不断得到了晋升。
一九六○年夏天，欧内斯特·布里奇准备从公司退休，他的职务仅次于亨利·福特二世。七月份，亨利·福特二世、约翰·巴加斯和我前往西德的科隆，我们德国公司的总部就设在那里。一天我们在城里呆到了深夜，清晨两点才返回旅馆。
电梯在我和约翰·巴加斯住的楼层上停下来，我们走了出来，亨利·福特二世的套房在上面一层，但他叫住了我：“鲍勃，（鲍勃为罗伯特·S·麦克纳玛拉的昵称——译者）来喝一杯，好吗？”
“我不想喝酒，”我回答说，“我想睡觉了。”
“亨利·福特二世，我陪你喝。”约翰·巴加斯说。
“噢，我只想邀请鲍勃。”亨利·福特二世对他说。
我跟他上去了，正是这时，亨利·福特二世提出了要我担任公司总裁的要求。我告诉他，我得考虑一下，并与玛格丽特交换意见，一周之内，我会给他明确的答复。一周之后，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在十月下旬的董事会议上，我的任命得到了正式的通过。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四，我成为福特的总裁已有七个星期了。这天清晨我从安阿伯的家中出发，驱车前往迪尔伯恩的办公室，中途，我在里佛红铁粉厂停留了一下，最后于上午十时三十分到达了办公室。我的秘书弗吉尼亚·马歇尔递给我一份长长的来电者名单，由于我曾指示她，由我来回任何一个打进的电话——包括那些喊冤叫苦或发泄不满的——所以，并没有审阅名单，我就将它回递给她，并说：“开始拨电话吧。”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她告诉我：“罗伯特·F·肯尼迪已经接通。”我还从未见到过他（七年半之后，我帮助将他的骨灰盒带到了阿林顿公墓的坟地上），也想不出他为何要给我打电话，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如果你会见我们的内弟萨金特·施赖弗，新任总统将不胜感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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