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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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进会博因顿牧师（Rev。　Boynton，又译鲍引登、包引登——译者）说，日本大使馆馆员在日本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抵达南京，他们看到日本兵公然在难民区内外酩酊大醉地饮酒作乐、杀戮、强奸和掠夺等行为后，也会不寒而栗。虽然他们提醒军司令官注意，却毫无效果。结果，他们观察认为，由于其司令官之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到南京后故意放松采取惩罚的措施。而且，他们虽曾想拍电与东京联络，但因军队控制而不能拍电报。为此，大使馆馆员甚至对牧师说，是否由牧师们试向日本国内公开这些事实，使日本政府通过舆论来抑制军队。”（《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九页）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末是否就像冈崎所说的那样，果真每次都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取得联系，转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这点姑且存疑。
　　不过，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员们似乎不会像贝茨博士如上所说的那样毫无自尊心。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据城山三郎往访日高信六郎时所听到的谈话说，日高信六郎在前去向大有“纵虎归山”之感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进行交涉时，作好了思想准备，准备挨打。
　　而且，福井淳领事说，因为要制止土兵的暴行，也曾感到了自身危险。当时，在外务省任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所著《外交官的一生》中有如下叙述：
　　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陷落，随我军返回南京的福井领事拍来了电报，接着上海总领事寄来了书面报告，使我等不胜慨叹。这些报告都反映了日本军在南京入城后对中国人的掠夺、强奸、纵火、屠杀的情况。宪兵虽有，但人数寥寥无几，不起监督作用。甚至报告说，福并领事因为进行了制止，而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那天的日记中说：“上海来信详尽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野蛮行为。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难道是皇军？或许是日本国民民心在颓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略）。”
　　这就叫做圣战，叫做皇军的形象。当时，我就习惯地称这起事件为南京暴行。因为它有比“暴虐”这一汉语更为确切的语感（一九七二年新版，第二六七至二六八页）。
　　此外，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除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给日本驻南京使馆的有关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送回日本外务省外，还有福井淳领事等人的相当于亲笔记录的情况非常详尽的报告也寄回了日本外务省（〔据外务省说〕这些文献以及有关日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记录均在战败时“烧毁”）。
　　还有一件事。想顺便介绍一下。那就是田伯烈在其编著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华暴行》的序言中不指名地赞扬了三位日本人高尚的人品。
　　关于这三位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我获知如下。
　　在这三位日本人中，有一个就是前面所说城山三郎已提到其为人的日高信六郎。我暂先引用田伯烈的叙述：
　　“本书的目的决非挑起对日本人民的仇视。我有许多日本朋友，我非常尊敬他们，我在这里不想指出他们的姓名。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身居要职；还有一位，其才智之高超，情操之高尚，不易多见，在上海任职属于半官方性质。不仅在人道主义的事业上，而且在各个方面，我和他们彼此双方能够进行接触，这是我引以为荣的。他们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然给我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还要向日本某军官表示敬意。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发生轰诈载有难民的列车事件，大批中国市民无辜遭到屠杀。他对此以私人名义表示遗憾。这些人士——像这样的人士无疑还有许多——值得赞扬和尊敬，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万一他们的真情实意向本国人泄露了，就会遭到生命危险，并名誉扫地。”（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十页）
　　日高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检察官莫罗（Colonel　Morrow）上校会谈过（或受过他的审问）。根据当时的记录——没想到最近才看到—一说，在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出现的日本人，最先提到的是日高，后两人是松本重治和宇都宫少佐。松本当时是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著有回忆录《上海时代》。第三位宇都宫少佐，现查明，他是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的宇都官都贤（战败时任少将）。据悉，宇都宫都贤曾直接从田伯烈那里得到他所编著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两册，但已在战火中遗失。能够查明外国人证实日本人的良心的三位日本人姓名，可庆可贺。
　　松本重治本人在其《上海时代》　（中央公论社新书）　中这样写道：“第二年四月，曾与我一起在某难民区工作过的田伯烈来到总社办事处，告知说他编著出版了《日军在华暴行》　一书。　而且，他推心置腹地说：”诚然，这对善良的日本人来说有所不恭，但我想让世界各国广泛知道战争改变了人这一可悲又可憎的事。然而，尤其是对日高先生和松本先生，我在建立〔上海〕南市的难民区时取得了你们两人的合作，但事实上我却编著了反日的书籍，这是一种恩将仇报，自己也惴惴不安。为此，出于时局考虑，我不直接指名，但我在序言中对你们两人衷心表示敬意。务必请你们将此书始终作为反战的书籍来接受。‘“（《上海时代》，下册，第二四九至二五○页）
　　随军记者、摄影师所谈的“真相”
　　铃木明就南京暴行事件采访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要他们提供证词，另外还采访了这样一些人：在随军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中，有《东京朝日新闻》的今井正刚、平松、近藤和角野等四人，《东京日日新闻》的佐藤振寿，《读卖新闻》的真柄和波冈两人，《报知新闻》的二村；在电影界里有白井、藤井两人；作家有中村正常等人。
　　他的采访报道刊于《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的正编和续编。在正编中，仅介绍了《东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振寿的谈话（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四八至一五○页）。据悉，佐藤说，他从南京陷落后的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这段时间逗留在那里，其间，他实际看到集体屠杀的仅一次，即在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司令部营房内，约有一百名俘虏被枪杀。除佐藤振寿外，对其他人的谈话，铃木明则断言：“问题的焦点是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未能听到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更多的东西。”
　　看了这段文字，我觉得，尽管铃木明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仅介绍佐藤振寿一个人的谈话，则过于简略，因而想请告知采访这些人的所有内容。尤其是想知道写有《南京城内的大屠杀》一文（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文艺春秋特辑》）的《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重又谈了些什么。另外，我还想听一听《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的意见，他曾发表过《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一文（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日中战争的全貌》）。而且，铃木明没有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个记者的手记提出批评，这样，他的采访报道使缺乏说服力，因而我也朝望铃木明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不过，看了续篇后，发现他在文中重又介绍了上述随军记者、摄影师的谈话，并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人的回忆录进行了批评。
　　首先是对新闻界人士的采访。诚如铃木明所说，听了这些新闻界人士的谈话，除今井正刚谈话外，都没有“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有更多的了”。在他们中间，有的是漫不经心的摄影师，竟“全然没有注意到难民营的存在”；有的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作家，竟遇见了鹿地亘的幽灵，看见他在南京陷落后还在上海“大摇大摆地逛街”，而其实此人已于十一月间脱离险境逃往香港了（鹿地亘用双氧水染红了头发，装扮成西洋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他的妻幸子则装扮成南洋的华侨。见《在上海战役中》）；有的则是缺乏毅力的纪录电影的制片人，他们尽管是可以“自由出入于难民区”的新闻界人士，却“因拍电影而想找一些姑娘”，最后“没有找到姑娘”只好作罢——虽然在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也收容了四千多名女难民。仅从铃木明的叙述中就可以知道，这些新闻界人士实在不可信，因而这次采访看来也不太可靠。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个记者、摄影师，当他们受到陌生人的突然来访（铃木明说，这是报告文学作家所进行的有效的方法），被问及重大问题时，果真会推心置腹地讲出真实情况来吗？关于这一点，铃木二郎在上述手记中说：“现在，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一些证词来。”对此，希望铃木明能很好地想一想。
　　其次是铃木明对今井正刚、铃木二郎两位特派记者的回忆录（参照本书第三十八至四十一页、第六十二至六十四页）所进行的批评。他严厉批判说：“这两个人的手记，其文字和结构都非常高明，乍一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似乎亲眼目睹了‘大屠杀’的现场。实际上，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他甚至下结论说：“就其内容本身的资料价值而言，我并不认为有多大价值。”（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二一七页）
　　我也同意，铃木二郎记者所看到的屠杀俘虏情况“与‘大屠杀’的情景稍有不同”。但是，对于今井正刚的手记，铃木明说他没有看到现场，因而“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进而怀疑说“既无电灯，又无煤油灯，在一片漆黑中，又能看清到什么程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