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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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为奇怪的。此事本身不论对中国来说，抑或就日本自身而言，也肯定是极其危险的。”可是，他的这番表白总给人一种当面撒谎的感觉。
　　顺笔写来，虽有不恭之处，但我还想介绍一件事。那就是，在历史学家中间最终也有人出来，对山本七平就“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所进行的批评，表示无条件投降，不，是无条件地责示赞同。我至今仍还对形势的“发展”之神速感到惊讶不已。那个历史学家就是东京大学文学系国史科教授伊藤隆。他对《中央公论》一九七四年五月号上刊登的城山三郎所写《夕阳在燃烧》一文，撰写书评说：
　　《诸君》连载的山本七平就“砍杀百人比赛”问题所作的寻访报道，分析精辟，如同教科书一样，表明了什么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
　　从“最高学府”的先生处得到这样“精辟”的赞语，山本也该会格外高兴了吧。伊藤隆是一个道地的现代史研究家，而我在现代史研究方面还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历史学家。此事倒也无关紧要，但作为历史学者，伊藤隆对山本的论证说是“分析精辟”，给了他最美好的赞语。因此，我这个历史学家中的无名小卒，期望伊藤隆或许也能给我对山本七平所作的批判给予某种评语。
　　以上，我一字未改地采用了旧版本的文章，但是，现将我批判山本论点的时间与伊藤隆赞赏山本论点的时间作一番比较，感到滑稽，我竟会期望得到压根儿都不敢希冀的“评语”。我想，伊藤隆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三、四月份写下了上述那些评语的。实际上，我对山本的论点所写的批判文章一部分早在十个月前就已刊登在《历史评论》上了。我知道，虽然本人文章发表时间已晚，但伊藤隆是在看了拙文之后才对山本的论点表示赞赏的。也就是说，我的“史料批判”已被伊藤隆评定为“不及格”了。不过，我现在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及格的学生。我说明一下，我斗胆将第3节的标题定为《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便含有批判伊藤隆对山本的论点所作的评语之意。
　　然而，我却从另一位东京大学教授公文俊平那里得到了对拙文所作的出乎意料的评价，而我原以为他会对我们的论点采取批判态度呢。
　　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了本多胜一编的《笔杆子的阴谋》。该书收编了谴责山本七平的论点的十五篇论文，批判山本七平砍杀百人比赛虚假说，《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的拙文也收在里面。公文教授在《产经新闻》的“直言”一栏里曾提到了此书。他在那里对拙文评论说：“洞富雄的大作锐利，我仿佛看到了历史学家精心工作的情景，表示钦佩。”（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刊）
　　对批判未予答覆的铃木明和山本两人
　　我在七年前为旧著写的“前言”中这样说：
　　山本七平的批评大多是根据他丰富的军人生活经历而作出的。因此，我很遗憾，没有他那样的经历，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立论。尽管如此，我还是逐期看了山本的论文，对其论点一一作了批判。文稿积累起来，便达到了可观的数量。我认为，等到山本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单行本出版，看了他对刊登在杂志上的论文加工后的新稿子，我再据此修改自己的稿子予以发表，或许这才是正确的步骤。因此，拙文一直未能成书。另一方面，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出来，高度评价了山本关于“砍杀百人比赛”
　　是虚假的论点。目睹这种情况的发展，我再也不能坐视了，所以才决定将这篇拙文与刚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批判伊赛亚·本·达桑和铃木两人论点的文章合在一起，公开发表，请大家批判。
　　看了铃木明最近出版的《证词：中国、台湾、冲绳》一书的“后记”，据他说，在昭和四十八年三月出版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时，“同情与反驳同时以迅猛之势出现”。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该书所收的几篇采访报道当初在《诸君》杂志上刊登时，我就对它的内容遂一进行了批判，因而我写的“反驳”自然是长篇大论的了。然而，时间已逾两年，尚未得到铃木“再反驳”。据上述“后记”所说，铃木的想法似乎是“对于反驳我的人们，我根本无意‘再反驳’。所谓作品，所要写的尽在其中，自己不必加上注解或予以辩护”。因此，我对“再反驳”的期待自然要落空了。别人进行了批判，但对随之而来的论争末予应战。要是论战了，就不能进行以后的更重要的工作，因而拒绝论战——这种想法，似乎是对自己的工作和能力感到自负的人所共有的。
　　不过，我相信，铃木明的著作是需要讨论的史书，其内容是不错的，是政治性发言。尽管铃木明将他的采访报道说成是‘作品“，私下里想让它保持原貌，但我作为鞭策衰躯挑起论争的当事人，总觉得自己闲得无聊，无处容身。因此，我在编纂单行本之际，无奈只好对旧著稍作若干加工，批判的对象仍还是两、三年前的。虽说如此，我还是深感遗憾。
　　虽说鞭策衰躯，若是将此拙文公开发表，与铃木明和山本七平那些年轻有为的作家争一日之长短，这当然又是承担了难以胜任的工作。每想到要开始进行棘手的工作，从内心感到诚惶诚恐。不过，我曾经写过有关南京事件的专著（《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来社出版），甚至编纂了关于这起事件的史料集（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书房出版），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专家”，而且还感到有几分使命感。我已意识到这是一条不可回避的、必须勇往直前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写的《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一书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了。然而，晚三个月，即同年十一、十二月，山本七平所写《我所认识的日本军》单行本姗姗来迟地公开出版了。批判山本论点的拙文收录在本多胜一编、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书中，当时我在为该书写序言时，就山本的新著谈到：
　　其内容与杂志上刊登的雷同，根本未作修改。我所指出的事实错误也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因此，尽管有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错误，但它依然是谴责并攻击别人的材料。这又是为何呢？
　　山本的书或许是在我的那本书出版时已经排版了，不能更改，一因而就原封不动地出版了。尽管如此，我认为至少也应当在后记之类里写上片言只语。这样做，难道不是作者在受到批判后所应尽的责任吗？他竟然无视这种责任，无视别人的批判，若无其事地将内容有明显错误的著作公诸于世，这是何等的傲慢啊！
　　鉴于这些情况，我认为，对基本上是收编在自己著作中的文章多少作些加工，作为本书的一部分，以此向山本再次提出问题，这是我应有的权利，而且这样做也是我的义务。
　　此书写成后，已有五年多了。但是，《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书似乎还是照初版的样子一再重版，而我的批判当然是一直未被重视。因此，我认为，在这本拙著里将旧著中批判山本的论点加以修改和补充，再次收缩进去，依然是我的“权利”，也是“义务”。
　　另一方面，铃木明十年来对“砍杀百人比赛”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一直保持沉默。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也以初版的纸型一再重版。
　　可是，铃木明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号《文艺春秋》上刊登了《敬告〈人民日报〉总编阁下》一文，打破了多年来的沉默。这是因为日本文部省的教科书调查官提到了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和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对笔者就“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被害人数的说法挑挑剔剔，而《人民日报》的记者此时点了他俩著作的名，谴责“两书是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铃木明的文章就是对此所
　　作的回答。可是，他这篇文章仅就“南京大屠杀”而言，别无新意，只是企图蒙骗不甚了解事实真相的群众而且。在这篇文章里，他如获至宝似地提到了在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看到的受害市民统计数，而这些统计数是不能照搬照抄地使用的。
　　对于铃木明、山本七平两人的说法，高崎隆治在《将南京事件化为虚无的逻辑结构》　和《空中楼阁的幕后》　两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些问题，批判其“欺骗性”。《将南京事件化为虚无的逻辑结构》　刊登在《现代的眼光》　一九七三年十月号，《空中楼阁的幕后》则收编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本多胜一编的《笔杆子的阴谋》里。因此，务希读者看看这两篇文章以及本书。
　　另外，在《笔杆子的阴谋》里收有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即前《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所著《新式进军号不怎么响亮》以及前《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所著《我作为当时的随军记者》，在说什么虚假报道云云时，这两篇文章是必读的。
　　第二节　铃木明之异乎寻常的采访活动
　　中国和美国真的未把南京事件看作重大事件吗？
　　铃木明在《诸君》　一九七二年八月号和十月号上刊登文章，　再现了其就论证“砍杀百人比赛”所进行的马不停蹄的采访情况，继此之后他又在十二月号和翌年一月号上连载了《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一月》这篇文章，他对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采访以及对随军记者和摄影记者的寻访都十分活跃，实在令人瞠目而视。从中也可得知在《诸君》编辑部的干劲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们诚如当事人尤其是编辑部负责人那样，不想道出真实情况。不，对绝不会道出真实情况这一点体会最深的恐怕还是铃木明本人吧。
　　我看了曾参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