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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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壮一奖的评选员恐怕没有读过批判“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的文章，但我读了评选员的评语，对采访报道的感人力量之大也感到无比惊愕。评选员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铃木明的看法，即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臆造出来的。
关于这次获奖，我想再说一句。我认为，传说在攻陷南京之前的进攻作战中所发生的砍杀百人比赛，实际上确有其事。评选员们即使相信“砍杀百人比赛”如铃木明等人所说是虚构的，却为何在评语中只提虚假报道论，而选择了题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作为获奖作品，这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虽然采用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一含糊不清的表现手法，实际上却让读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或者是“无稽之谈的‘南京大屠杀’”。在任何人眼里，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虽然铃木明本人断言，他从未说过“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但这是支吾其词。当然，也有可能这一标题是编辑擅自加上去的，违背了笔者的意图。
《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刊载《铅字的周围》一文，笔者“东洋佛”也在其《采访报道的危险陷阱》一文中谈到：“如果不存在‘砍杀百人’这起事件，读者甚至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也是无稽之谈。这里存在着此类采访报道所能发挥的危险的作用。”而且，这位笔者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单行本写了评语。他评论说：“当然，只要看不到历史的主流，无论罗列多少事实，也发现不了真实。在这方面就存在着采访报道的陷阱。不过，捡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而对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逐一表示怀疑，这种作法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成为历史的失误。”
小田实也在与大宅壮一采访报道奖评选员开高健的对谈中批评了著者铃木明以及文艺春秋出版社。 这次谈话刊登在《群像》 一九七三年八月号上。小田实说：“有这么一本书吧，是由铃木明撰写、你推荐并获得大宅壮一奖的《‘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那可是一本以部分事实歪曲整体的书哟！本多胜一撰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中提到‘砍杀百人’的军官。不过，那次所谓砍杀百人的事件本身事实上纯属子虚乌有。铃木明要证明那则报道是捏造出来的。证明到此就行了嘛！可是，我读了铃木明那本书所感受到的却是：他虽积累了极少部分资料，但把整体推到一个方向，其中尤为明显的是书名《‘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书名。起书名叫《砍杀百人的无稽之谈》也可以，却人不知鬼不觉地换了书名，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法，企图把没有砍杀百人比赛一事改写成没有南京大屠杀。“菊地昌典对《读书人周刊》的编辑也说：”我认为，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种夸张地起书名的方式中，笔者和出版社的本意已暴露无遗“（《读书人周刊》，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号）。总之，他们一针见血地说出了铃木明等人的用心。令人遗憾的是，小田实也全然偏信铃木明所说”向井少尉为何被杀“的话，断言”那所谓砍杀百人的事件事实上纯属子虚乌有“。铃木明的采访报道真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吗，竟使小田实也说出那种话来，我实在感到怀疑。
关于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有一则刊登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读书人周刊》上的饶有兴味的消息，从中可知个中的情况。据该消息说，当时《诸君》总编辑曾谈到：“当时，新闻界对《南京大屠杀》一书议论纷纷。去过南京的人们回来都说：”事实并非像《南京大屠杀》所说的那样。‘因此，我们便试图找出事件发生的原委，并作出了安排。“据说，在作出这种安排时，总编辑就指定仍然相识的铃木明为执笔人。
据上述刊登的消息说，前往中国访问后回来的人们就日本流传的南京事件都说“事实并非那样”，但我认为，恰恰相反，“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最为主要的是去中国旅行的日本人不可能都想弄清此事。
然而，尽管“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但《诸君》编辑部不知从何处听到“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是‘无稽之谈’”的议论，便认为它会成为吸引人的报道，并作出安排，指定铃木明为调查该事件的执笔人。这就是《读书人周刊》刊登的消息内容。由此炮制出来的可能就是铃木明的第一稿《“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就其作为铃木明的作品而言，还不能说是有说服力的作品，也不是报告文学作品。
如前所述，本·达桑在《诸君》刊登文章，对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进行了批评，一口断定“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他的论点被本多胜一驳得体无完肤。不过，这同样也暴露了该杂志编辑非常轻率。于是，气急败坏的《诸君》编辑部企图挽回声誉，这次便怂恿铃木明出面，使之不遗余力地就“砍杀百人比赛”问题进行采访，企图证明已成为在中国传闻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即《东京日日新闻》分四次刊登的报道，实际上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道。我认为，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这点姑且不论。我认为，铃木明的长篇大论的采访报道抛了出来，但有关人的目的还未能达到。但不知何故，仅就“砍杀百人”这个问题，单纯地相信虚假报道论的作家和评论家却为数不少，甚至连《朝日新闻》的书评也对铃木明的有关人员不在的“调查”深信不疑，令人吃惊。
于是乎，好几位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都对铃木明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信以为真。不过，其中也有人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就是平野谦。他在为《每日新闻》晚刊撰写的《昭和文学论》（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中叙述如下：
说实在的，我是在与我同在一所学校工作的阪东宏先生提醒之下，才看了《历史评论》昭和四十七年十一月号、昭和四十八年六月号和七月号上刊登的洞富雄的论文。因此，我想结合洞富雄的那篇论文，在此记下我的说明。
我为铃木明的文章标题所吸引，并拟用该文作为石川达三所著《活着的士兵》的一份参考文献，就不知不觉地一口气读完了它。我对铃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感到钦佩，他认为所谓关于砍杀百人的新闻报道是根据传闻写出来的，是不确切的报道。
我未读过《诸君》这本杂志，因而也全然不知道该杂志刊登本多胜一与伊赛亚·本·达桑的争论文章的过程；也全然不知道铃木明为这场争论所吸引，在同一期杂志上连载了查明砍杀百人事件真相的过程。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偶然看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并觉得该文章颇有说服力。
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并非由于铃木明的文章是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的。
只是此番看了洞富雄的严谨的论文，再次切身体会到认识事实多么不易，同时也不得不改变认识，觉得片面地对铃木明的文笔功力感到钦佩是何等地轻率。
然而，我的这种预感以及危惧心理可以说在那时或多或少已经萌生，即与其说我通过洞富雄的论文得到了教益，毋宁说对铃木明的文章感到钦佩，而铃木明也着重说明不是否定南京屠杀事件本身，继而我又读了佐佐木元胜的文章，并以它作为我判断的基础。总之，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故在此补充加以说明。
平野说：“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可是，我们历史学家期待着作家、评论家们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一直希望大家共同弄清历史真相。
仅就“砍杀百人比赛” 而言， 山本七平所著《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第七回《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和第八回《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两篇文章甚为唠叨，而我却认为并非是怎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又是为什么呢？像泷泽克己这样的人，在其《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赛亚·本·达桑》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要对有争议的“砍杀百人比赛”事件本身说一句话，那就是说它是虚构的， 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这一点，在山本七平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载《诸君》二月号的《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载同上杂志三月号的《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已经问世的今天，恐怕已无反驳余地。
而且，如前面所说的，在这些报道偶尔也会铸成的“失误”之中，确实潜伏着非常严重的、深不可测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对伊赛亚·本·达桑的警告无论引起多大的注意也不为过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赛亚·本·达桑》，第二六四至二六五页）。
由此可以推断，泷泽也肯定了本·达桑的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虚假报道的论点。而且，对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泷泽则表明了他为本·达桑进行辩护的立场。他说：“我深为担忧，本多胜一的幽默貌似恭维而实为轻蔑。这种表达方式，似乎有点过分，最终只能在我们这些本应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的值得重视的作家中间，进而在全体国民中间，虽能取得必要的成果，但更会招致愈加深刻的分裂和毫无结果的争执。”他还说：“这并不是说，那样提出‘砍杀百人比赛’，其间有着伊赛亚·本·达桑已意识到的阴谋。”他说：“总而言之，此类报道几乎绝对未曾在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出来。这是极为奇怪的。此事本身不论对中国来说，抑或就日本自身而言，也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