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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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登上飞往莫斯科的班机赴任。
坐在头等舱舒适宽敞的座椅上，萨马兰奇仍然心绪难宁。自32岁投身政治，至今已20余载，其间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能够品味到。如今他要告别巴塞罗那，远到一个他自己还不甚了解的国家担任他从未涉足过的重要职务，心中既有对巴塞罗那的丝丝留恋，又有对新任职务的忐忑不安。
苏联人很快就认识了西班牙的新大使。萨马兰奇一走进驻苏大使馆，立即开始了紧张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很快大使馆的各个部门高速运转，马德里与莫斯科间的无线电波频繁往来。对苏联的工作局面渐渐打开，苏联人看到了一位干练的西班牙大使。
10月12日是西班牙国庆。按照惯例，萨马兰奇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而后来到电视台，通过电视向苏联人民发表简短的礼节性讲话。不同于其他大使的做法是，萨马兰奇是用俄语讲的。他讲了三分钟，而且不看稿。这个举动立刻给苏联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博得了他们的好感。
在讲话中，萨马兰奇特别强调了西班牙政府改善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老大”的关系的诚意。“10月12日，这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纪念日，新西班牙把这个日子定为国庆节，象征着各国人民——不仅是讲同一种语言和有同种传统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平和安定。西班牙希望这种同美洲传统的友好合作变成她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苏联人民友好合作的旗帜。”
作为外交官，萨马兰奇善于人际斡旋。他摒弃政治见解的不同，尽可能利用机会接触苏联人。对于西班牙的同胞，他一视同仁，尽可能予以照顾。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加里略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到苏联参加苏共代表大会，他给予适当的礼遇；有的普通旅游者到使馆找他，寻求帮助，他同样热情接待。在任大使的3年时间里，萨马兰奇赢得了东欧国家的支持。苏联人还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伊万·安东尼维奇”。
从某种程度上说，萨马兰奇不仅是西班牙大使，而且也是奥林匹克大使。他在莫斯科的很多活动都是为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而寻求苏联各方的支持。为此，他外出旅行，有时只身一人，有时偕妻同行，走遍了苏联受苏联控制的国家的大部分地区。
萨马兰奇与苏联领导阶层采取了互相宽容的态度，尽可能地不伤害对方及自己国家的利益。西班牙外交部长奥雷哈在萨马兰奇到任后不久便访问了苏联。本来这是西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体现。可是令奥雷哈愤愤不己的是，在西班牙使馆他住的房间里居然发现了几个窃听器。奥雷哈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但万万没有想到，窃听器居然安到了西班牙驻苏联的大使馆里，并且把他作为侦察对象。暴跳如雷的奥雷哈要立刻质问苏联当局。萨马兰奇劝阻了他，并解释道，对付窃听器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反正窃听器已经失去了作用。相反，如果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奥雷哈采纳了萨马兰奇的意见。
你不仁我也不义。不久西班牙政府以“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活动”为由驱逐了几名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官员。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苏联没有按照惯例采取对等报复办法。这种息事宁人的作法可能是出于某种外交上的考虑，但更可能是，苏联当局之所以忍下一口气，与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身份有关。在苏联即将主办奥运会、萨马兰奇有望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际，驱逐西班牙外交官，后果可能是严重的。
1980年是萨马兰奇值得庆贺的一年。因为他己疏通了苏联方面的关系，至少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苏联和它的盟友的代表们会投自己一票。除此，萨马兰奇还因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的出色表现受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嘉奖，并获得西班牙王室颁发的“外交银质勋章”。
1980年是苏联注定感到沮丧的一年。
莫斯科奥运会遭到抵制，苏联原来准备通过奥运会完善自己国际形象的意图却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举办奥运会的初衷与结局之间的急剧变化，无论是国际社会，国际奥委会，还是苏联本身都是始料不及的。
苏联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的要求是在1970年阿姆斯特丹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但是未能获准。4年之后，他们又在维也纳重整旗鼓。有趣的是，这次申办也只是苏美之间的竞争。代表苏联方面的是莫斯科，美国方面出头的是洛杉矶。
苏联从1912年开始停止参加奥运会，直到整整40年后才重新加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家庭。也许是由于布伦戴奇离去的缘故，也许是美国出兵柬埔寨影响了美国的形象，1974年苏联争办奥运会得到国际奥委会意想不到的支持，几乎所有委员都投票支持莫斯科。甚至还有人建议，由尼克松总统出面劝说洛杉矶不要强烈地申办奥运会，把这次机会让给苏联。当然，这样的建议是很难被美国奥委会、洛杉矶市代表团和国际奥委会接受的。
另外，国际奥委会委员对于苏联第一次向全世界所有人打开大门表示高兴。继布伦戴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1973年8月访问苏联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就对基拉宁重申了苏联奥委会已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的保证，即允许国际奥委会承认的所有国家奥委会和运动员入境，不管苏联是否与该国建立有外交关系。因此，国际奥委会原来担心以色列、韩国等国代表会被阻止入境的顾虑顿时消失。
1976年，基拉宁再度访问莫斯科时，又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的同样保证。
当然，苏联领导人也绝没有料到，1979年12月出兵阿富汗会给莫斯科奥运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苏军进入阿富汗后，美国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美国驻苏大使也立即向华盛顿提出了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延缓工业合同、废除贸易协定等行动建议。不过这些行动虽然能够打击苏联的经济实力，但同时也会使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1980年元月的前两个星期，卡特总统提议的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活动就开始了。
1月28日，美国驻爱尔兰大使约翰·穆尔从华盛顿打电话给在都柏林的基拉宁，询问他是否愿意会见美国总统顾问劳埃德·卡特勒。穆尔在电话中明确提出，这次会见与奥运会和阿富汗问题有关。
2月2日，基拉宁在都柏林住宅的书房里会见了卡特勒。
卡特勒首先从政治和地理等方面就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危险性发表了长篇大论，并论述了苏联南下到波斯湾切断西方石油供应的可能性。他确信，这就是苏联的战略意图。他还说，他此行带来了美国总统的要求，即国际奥委会推迟或取消第22届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基拉宁对美国政府向国际奥委会指手画脚的行为感到气愤。他表示，不管他本人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的态度如何，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他不能允许以自己的政治观点干扰国际奥委会对莫斯科和全世界运动员的承诺。
基拉宁还强调指出，重要的是举办奥运会，而不是在哪里举办的问题。而且一旦做出了举办的决定，所有国际和各国体育组织以及成千上万的个人都应在法律和道德上对此承担义务。
卡特勒开始施展他律师职业的善辩特长，对基拉宁说，按照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奥运会的惯例，奥运会应当在国际休战的情况下进行。
基拉宁觉得卡特勒竟然在自己面前卖弄起奥运史知识，显然有些滑稽，便反唇相讥道，卡特勒所说的国际休战是指古代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神圣休战月”。但那是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举行期间，由于举办竞技会而停止战争，而不是像现在某些人要求的那样，由于有了战争而停止举办奥运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只有三次奥运会被迫取消，都是因为发生了世界大战。当时的主战场在欧洲，而奥运会的大部分参赛者也都来自于欧洲交战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举办奥运会是难以想象的。
双方唇枪舌剑，各持己见，会见不欢而散。
卡特勒虽然离去了，基拉宁却意识到，奥运史上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随后，基拉宁在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传达了美国政府希望延期或取消举办奥运会的信息，与会者表现出沉默。沉默里蕴含着委员们对本届奥运会是否能顺利举行的担忧，也表示出对美国政府如此态度的无声抗议。
基拉宁认为国际奥委会应该做出一种公开表示。不过他估计，如果简单地发表一份谴责美国、支持莫斯科的简短决议，很可能会引起误会，而且也很难得到全体委员的支持。于是他同几位委员一起商量，制定了对付抵制的策略。
在随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基拉宁让所有委员参加辩论，共同探讨如何对待美国政府的态度。会上，大多数委员表示反对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也有少数委员如智利和马来西亚的委员，对此持保留态度。显然他们的态度代表了他们各国政府的立场。
辩论接近尾声时，基拉宁召集几位委员起草了一份声明，基拉宁本人对其中一些段落进行了修改。声明在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以国际奥委会主席个人的名义发表。
这份声明的核心，就是指出参加国际奥委会这次会议的73名委员一致同意奥运会必须按计划在莫斯科举行。
这份声明提醒人们：
第一，奥运会主办权已被授予莫斯科市，有关各方面已于1974年10月23日签署了一项协议，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按照该协议的条款以及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二，国际奥委会的主要负责对象是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应当保证奥运会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原则和规章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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