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3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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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康济录》·六卷乾隆四年御定。初，仁和监生陆曾禹作《救饥谱》，吏科给事中倪国琏为检择精要，釐为四卷。会诏翰林科道轮奏经史讲义，国琏因恭录进呈。皇上嘉其有裨於实用，命内直诸臣删润其词，剞劂颁布，因赐今名。其书凡分四门，一曰《前代救援之典》，所录故实，上起唐、虞，下迄元、明，案朝代先后编次。二曰《先事之政》，分子目六。三曰《临事之政》，分子目二十。四曰《事后之政》，分子目五。又附录者四事，皆先引古事，后系论断。案，金穰木饥，天道恒然；尧水汤旱，圣朝不免。其挽回气数，则在於人事之修举。《周礼·荒政》十有二，多主於省事以节财。盖预备之道，已散见於各职故也。我皇上宵衣旰食，轸念民依。或岁星偶沴，禾麦不登。赐蠲贷者动辄数十百万，赐赈恤者亦动辄数十百万。
即遇贪墨败度，借拯灾以蚀帑者，尚恐封疆大吏因噎废餐，杜侵冒之风，或靳抚绥之费。纶音宣谕，至再至三；含识之伦，罔弗共喻；仁宏博济，实迈唐虞。是以国琏是编，特邀睿赏。臣等校录之下，仰见勤求民瘼之心，与俯察迩言之意，均迥轶千古也。
△《捕蝗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陈芳生撰。芳生字漱六，仁和人。螽蝝之害，春秋屡见於策书。《诗·大田篇》：“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毛、郑之说，以炎火为盛阳，谓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销亡，并非实火。是汉时尚未详除蝗之制，故训诂家有是说也。至唐姚崇作相，遣使捕蝗，引《诗》此语以为证，朱子《集传》亦从其说。於是捕蝗之法始稍稍见於纪述。
芳生此书，取史册所载事迹议论，汇为一编。首备蝗事宜十条，次前代捕蝗法。
而明末徐光启奏疏最为详核，则全录其文。附以陈龙正语及芳生自识二条。大旨在先事则预为消弭，临时则竭力翦除，而责成於地方官之实心经理。条分缕晰，颇为详备。虽卷帙寥寥，然颇有裨於实用也。
△《荒政丛书》·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森编。森号存斋，钱塘人。由贡生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是书成於康熙庚午。辑古人救荒之法，於宋取董煟，於明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锺化民、刘世教，於国朝取魏禧，凡七家之言。又自作常平、义仓、社仓三《考》，溯其源，使知所法。复究其弊，使知所戒。成书五册，其官河南佥事时所撰也。
末附郧襄赈济事宜及捕蝗集要，其官分守荆南道时所撰也。救荒之策，前人言之已详，至积储尤为救荒之本。森既取昔人良规，班班具列，而於三《考》尤极详晰。登之梨枣，俾司牧者便於简阅，亦可云念切民瘼者矣。
──右“政书类”邦计之属，六部，五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古者司徒兼教养，后世则惟司钱穀。以度支所掌，条目浩繁，然大抵邦计类也。故今统以邦计为目，不复一一区别。）
△《历代兵制》·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陈傅良撰。傅良有《春秋传》，已著录。是书上溯成周乡遂之法，及春秋、秦、汉、唐以来历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详。如太祖躬定军制，亲卫殿禁，戍守更迭，京师府畿，内外相维，发兵转饷捕盗之制，皆能撮举其大旨。其总论之中，谓“祖宗时兵虽少而至精。逮咸平后，边境之兵增至六十万。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輓，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给一散卒。其兵职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为深切。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於时务者矣。
△《补汉兵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钱文子撰。文子字文季，乐清人。绍熙三年由上舍释褐出身，以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历宗正少卿。后退居白石山下，自号白石山人。宋初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师，谓之禁军。辗转增益至於八十馀万。而虚名冒滥，实无可用之兵。南渡以后，仓皇补苴，招聚弥多，而冗费亦弥甚。文子以汉承三代之后，去古未远，犹有寓兵於农之意，而班史无志。因摭其本纪、列传及诸志之中载及兵制者，裒而编之，附以考证论断，以成此书。卷首有其门人陈元粹序，述其作书之意甚详。盖为宋事立议，非为《汉书》补亡也。朱彝尊跋，称“其言近而旨远，词约而义该，非低头拱手，高谈性命之学者所能”。然兵农既分以后，其势不可复合。必欲强复古制，不约以军律，则兵不足恃；必约以军律，则兵未练而农先扰。故三代以下，但可以屯种之法寓农於兵，不能以井田之制寓兵於农。
文子所论，所谓言之则成理，而试之则不可行者。即以宋事而论，数十万之众，久已仰食於官。如一旦汰之归农，势不能靖，惟有聚为贼盗耳。如以渐而损之，则兵未能遽化为农，农又未能遽化为兵。仓卒有事，何以御之！此又明知其弊而不能骤革者也。以所论切中宋制之弊，而又可补《汉志》之阙，故仍录之，以备参考。《文献通考》载此书作《补汉兵制》，与此本不同。然文子明言班书无兵志，则作补兵志审矣，《通考》盖传写讹也。
△《马政纪》·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时乔撰。时乔有《周易古今文全书》，已著录。是书纪明一代马政，上起洪武元年，下至万历二十三年。分十有二门：一曰《户马》，二曰《种马》，三曰《俵马》，四曰《寄养马》，五曰《折粮》、《贡布盐》、《纳赎》、《战功》等马，六曰《兑马》，七曰《挤乳》、《御用》、《上陵》、《出府》，并附《给驲马》，八曰《库藏》，九曰《蠲恤》，十曰《政例》，十一曰《草场》，十二曰《各边镇》、《行太仆寺》、《苑马寺》、《茶马司马》。於因革损益，各悉原委。马政莫详於明，亦莫弊於明。时乔目击其艰，身亲其事，故虽裒集案牍之文，而所言深中时病，其条理悉具自序中。序末自署“前太仆寺卿”，而考《明史》本传惟载尝为“太仆寺丞”。是书时乔自刊，不应有误。疑史或误书也。
△《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敕撰。乾隆四年告成，御制序文颁行。凡《八旗分志》十七卷，《土田志》五卷，《营建志》三卷，《兵职志》八卷，《职官志》十二卷，《学校志》四卷，《典礼志》十五卷，《艺文志》十卷，《封爵世表》八卷，《世职表》二十四卷，《八旗大臣年表》八卷，《宗人府年表》一卷，《内阁大臣年表》二卷，《部院大臣年表》二卷，《直省大臣年表》五卷，《选举表》四卷，《宗室王公列传》十二卷，《名臣列传》六十卷，《勋臣传》十九卷，《忠烈传》十二卷，《循吏传》四卷，《儒林传》二卷，《孝义传》一卷，《列女传》十二卷。考天地自然之数，皆立体於九，而取用於八。故圆而布九宫，方而分九野，皆以四正四隅拱乎中央。圣人法天地以立制，故井以公田居中，而家之数八；兵以中权为主，而阵之数亦八。世传风后之经，诸葛亮之图，独孤及之记，其法异世而同轨。我国家肇迹震维，寓兵於民，与古制符。太祖高皇帝初建四旗，后分为八，亦与古制符。至於臂指之相维，奇正之相应，千变万化，倏忽若神，则与阴阳往来，乾坤阖辟，同一至妙而不测，非古制所能尽矣。迨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取五行相克之用，以蓝旗属水而居南，黄旗属土而居北，白旗属金而居东，红旗属火而居西，以环卫紫垣，百有馀年，规模无改。故此篇以兵制为经，而一切法令、典章、职官、人物条分而为纬。鸿纲细目，体例详明。按籍披图，足以见列圣开基，贻谋远大。又以见生聚教养，日炽日繁，万万年磐石之业，卜巩固於无疆焉。
──右“政书类”军政之属，四部、二百七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军伍战阵之事，多备於子部兵家中。此所录者，皆养兵之制，非用兵之制也。故所取不过数家。）
△《唐律疏义》·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唐太尉扬州都督赵国公长孙无忌等奉敕撰。《风俗通》称，皋陶谟虞造律。
《尚书大传》称，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是为言律之始。其后魏李悝著《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受之以相秦。汉萧何益《户》、《兴》、《厩》三篇为九篇，叔孙通又益旁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马融、郑康成皆尝为之章句。魏世删约汉律，定增十九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晋复增损为二十篇。南北朝互有更改，渐近繁密。隋文帝开皇三年，敕苏威、牛宏等更制新律。除死罪以下千馀条，定留五百条。凡十二卷，一《名例》，二《卫禁》，三《职制》，四《户婚》，五《厩库》，六《擅兴》，七《盗贼》，八《斗讼》，九《诈伪》，十《杂律》，十一《捕亡》，十二《断狱》。史称其刑纲简要，疏而不失。唐太宗诏房玄龄等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而大旨多仍其旧。高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等偕律学之士撰为《义疏》行之，即是书也。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