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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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定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撰。我国家发祥长白，实金源之旧疆。《金史·章宗本纪》载：“明昌五年，以叶鲁谷神始制国字，诏依仓颉立庙例，祀於上京。”又《选举志》称：“进士科以策论试国人，用国字为程文。”陶宗仪《书史会要》则称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国字，其后熙宗亦制字并行。希尹所制谓之大字，熙宗所制谓之小字，其字体波磔繁密，颇类籀文。当时必有字书，今已无考。惟赵崡《石墨镌华》所载天会十二年《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一篇，仅存其形制而已。盖有元一统之后，其法渐不传也。我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命巴克什额尔德尼以蒙古字联缀国语成句，尚未别为书礼。太宗文皇帝始命巴克什库尔缠创造国书。以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语。今内阁所贮旧籍（今谓之《老档》），即其初体。厥后增加圈点，音义益详。亦如籀变小篆，隶变八分，踵事而增，以日趋於精密。我圣祖仁皇帝虑口传笔授，或有异同，乃命别类分门，一一排纂，勒为《清文鉴》一书，以昭法守，惟未及音译其文。皇上复指授馆臣，详加增定，为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条皆左为国书，右为汉语。国书之左，译以汉音，用三合切韵。汉书之右，译以国书，惟取对音。以国书之声，多汉字所无，故三合以取之。汉字之声，则国书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於钦定《新语》，一一载入，尤为详备。盖字者孳也，许慎《说文》九千馀字，李登《声类》已增至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案《声类》今无其书，此据《封演闻见记》）。陆法言《切韵》一万二千五十六字，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已增至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吕忱《字林》、丁度《集韵》以下，更莫能殚记。是由名物日繁，记载遂不能不备。圣人制作，亦因乎势之自然，为事之当然而已。伏而读之，因汉文可以通国书，因国书可以通汉文。形声训诂，无所不具，亦可云包罗巨细、辩别精微者矣。书中体例，兼列字体、字音，宜入训诂类中。然译语得音，骈音为字，与训诂之但解音义者不同，故仍列诸字书类焉。
△《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初圣祖仁皇帝敕撰《清文鉴》，皇上既命补注汉字，各具翻切释文。嗣以蒙古字尚未备列，因再命详加考校，续定是编。以国书为主，而贯通於蒙古书、汉书。每国语一句，必兼列蒙古语一句、汉语一句，以明其义。
又以蒙古字、汉字各对国语之音以定其声。汉字之音不具，则三合以取之。蒙古字之音不具，则分各种读法、写法、收法以取之。经纬贯穿，至精密而至明显。
循文伏读，无不一览了然。考《辽史·太祖本纪》，称“神册五年始制契丹大字。
天赞三年诏礲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云云。然则三体互通，使彼此共喻，实本古义。许慎作《说文》，小篆之下兼列籀文、古文，以互证其字。扬雄作《方言》，每一语一物，亦具载某地谓之某，以互证其语。则三体汇为一编，使彼此相释，亦因古例，用达书名於四方。虽成周大同之盛，亦无以逾於斯矣。
△《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先是，乾隆二十年威弧遥指，戡定伊犁。续又削平诸回部。昆仑月窟，咸隶黄图。琛赆旅来，狄鞮重译。乃命考校诸番文字，定著是编。其部族之别，曰天山北路，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门目之别，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别，首列国书以为枢纽，次以汉书详注其名义，次以三合切音曲取其音声，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连缀。各注其译语、对音，使纲举目张，丝连珠贯。考译语之法，其来已久。然《国语》谓之舌人，特通其音声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左传》称楚人谓乳为穀，谓虎为於菟；《谷梁传》称吴人谓善为伊，谓稻为缓：亦於附近中国者通其声音之异，非於遐荒绝域识其书体，辨其音读也。惟《隋志》载有《蕃尔雅》，其书不传。
度其所载，亦不过天曰撑犁、子曰孤涂之类，未必能知旁行右引之文。且书止一卷，疏略尤可想见。又《辍耕录》载元杜本编《五声韵》，自大小篆、分隶、真、草以至外蕃书、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然统以五声，则但能载其单字，不能联贯以成文。且外国之音多中国所不具，而本以中国之字领韵，乖舛必多。盖前代帝王，声教未能远播。山川绵邈，辗转传闻，自不免於讹漏。
有元虽混一舆图，而未遑考正其文字。杜本以山林之士区区掇拾，亦未能通其语言。我国家重熙累洽，含识知归。我皇上又神武奋扬，濛氾以东，皆为属国。雁臣星使，来往骈阗，既一一谙其字形，悉其文义；迨编摩奏进，又一一亲御丹毫，指示改正，故能同条共贯，和会诸方，一展卷而异俗殊音皆如面语。非惟功烈之盛为千古帝王所未有，即此一编，亦千古帝王所不能作矣。
△《篆隶考异》·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周靖撰。靖字敉宁，吴县人。明吏部文选司郎中周顺昌之曾孙也。是书辨别篆、隶同异，用意与张有《复古编》相类。其小异者，有书以篆文为纲，而附列隶字之正俗。此则以隶字为纲，於合六书者注曰“隶”，不合六书者注曰“俗”，於隶相通而篆则不相假借者注曰别（如隶字好丑之好与好恶之好为一字，篆则分好《丑女》二字之类），而各列篆文於其下。又《说文》分部五百四十，此则以隶字点画多少为次，分部二百五十有七。俾读者以所共知，通其所未知，较易於寻检。大旨斟酌於古今之间，尽斥鄙俚杜撰之文，而亦不为怪僻难行之论。
其《凡例》有曰：“庖犠画卦，已开书契之宗。降至小篆，无虑几变。然许叔重以前，虽有周鼓、秦碑，究无成书可据。故郑樵曰：‘六书无传，惟藉《说文》。’
此考以《说文》为主。钟鼎款识，一概不录。”又曰：“如犅｛艹曲｝等字，止载《说文》，而刚、曲见於经史，反觉简易。此考宁取其简，不取其繁，故去牛与，是非悖谬。《说文》实欲羽翼经史，阅者可举一以例百”云云。江琬作是书《序》，亦以泥古、变古二者交讥，而称是书“上引六经，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析其是非，至详至悉，而未尝有诡异之说”，其论允矣。其书未有刊版，此本为康熙丙辰长洲文仓所手录。篆文颇为工整，迥非钞胥所能。验其私印，有“小停云”字。盖文徵明之裔，故笔法犹有家传欤？今录存其书，以著颜元孙“去泰去甚”之义，俾从俗而戾古与从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均知所别择焉。
△《隶辨》·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蔼吉撰。蔼吉号南原，长洲人。是书钩摹汉隶之文，以宋《礼部韵》编次。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碑语。其《自序》云：“锐志精思，采摭汉碑所有字，以为解经之助。有不备者求之《汉隶字源》。”又云：“《字源》多错谬。
舩船称再，体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别。悉从《隶释》、《隶续》，详碑定字，指摘无馀。”今考此书，字形广狭，与世所刻娄机《汉隶字源》相同，是阴以机书为稿本。且汉碑之出於机后者，仅《鲁孝王刻石》、《太室》、《少室》、《开母》诸石阙及《尹宙》、《孔褒》、《曹全》、《张迁》、《韩仁》数种。
视机书所列，不过百分之一、二。机所见三百九种，其存於今者不过《景君》、《孔和》、《史晨》、《韩敕》、《孔谦》、《孔宏》、《鲁峻》、《郑固》、《孔宙》、《苍颉》、《衡方》、《张寿》、《孔彪》、《潘乾》、《武荣》、《王涣》、《郑季宣》、《白石神君》、《西狭颂》、《郙阁颂》二十馀种。
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十馀种之外，纵旧拓流传，亦断璧零玑，偶然一遇，决不能如是之多。蔼吉何由得见原碑，一一手摹其字，则所云不备之字，始求之《字源》，殆不足凭。又每字下所引碑语，亦多舛错。如“忠”字下引《孔宙碑》“躬忠恕以及人”，误去“躬”字。“宿”字下引《孔｛雨尨｝碑》“诺则不宿”，误连上文“如毛”二字为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在奎娄”句，误以为《后碑》。“秦”字下引《华山碑》“改秦淫祀”句，误以为《韩敕碑》。此或读碑时偶不及检。至“通”字下引《唐扶颂》“通天之祐”，而《唐扶颂》实无此语。盖以《隶释》所载“受天之祐”句与前行“通天三统”
句适相齐，而误写之。是尤仅据《隶释》未见原碑之一证。洪适之书具在，安得讳所自来乎？即以原碑尚存者而论，如《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并碑阴、碑两侧，字数较多，文义尚大概可考。碑云：“莫不《马岂》思，叹卬师镜。”而“师”字下引之，误截“师镜”二字连下文“颜氏”二字为句。碑云：“更作二舆，朝车威熹。”而“车”字下引之，误以作“二舆朝车”为句。碑云：“仁闻君风，燿敬咏其德。”而“闻”字下引之，误以“闻君风燿”为句。其“君”字下所引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