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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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著书之意可知矣。
　　△《读大学中庸日录》·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康吕赐撰。吕赐字复斋，别号一峰，又自称南阿山人，武功人。是书《读大学日录》一卷、《读中庸日录》一卷。其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实精详。又云：“《中庸》揭出慎独，即孔子修己以敬血脉，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录》大旨，已尽於此。书首载自作《墓志》一篇，述其讲学宗旨最详，亦自称为姚江之支派云。
　　△《江汉书院讲义》·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功述其父心敬之论也。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此其在湖北江汉书院时与诸生讲论《四书》之说，功录而存之，故每条称“家君曰”。以附刻文集之中，故标目为《丰川全集》，而以《存省稿》为子目云。
　　△《四书说注卮词》·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胡在甪撰。在甪，永年人。乾隆丙辰进士，官湖北松滋县知县。是编虽以“说注”为名，然颇因以讲学，尚不似乡塾讲章全为时文而作，然亦未全脱坊刻之窠臼。盖其用力之始，从讲章入也。
　　△《四书顺义解》·十九卷（御史戈岱家藏本）
　　国朝刘琴撰。琴字松雪，任邱人。乾隆丙辰举人，官顺义县教谕。是编皆先标章次，而后循文以衍其意。每节之末，又杂引旧说以析之。以成於官顺义时，因以为名。前有同邑边连宝《序》，称其自雍正丁未至乾隆壬午，三十年而后脱稿。临没，犹斟酌改窜。又称其一以紫阳为主，不敢稍背云。
　　△《四书就正录》·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鋐撰。鋐字宏猷，嘉定人。是书杂采坊本讲章而敷衍之，多沿陆陇其、汪份两家重订《四书大全》之说。
　　△《四书晰疑》（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鋐撰。是书成於乾隆辛酉。前有《例言》，谓“《四书》疑义虽多，其间或有一说之确当於经义者，概不敢赘，特辑朱《注》以来诸说之所未备而或未定者，故《论》、《孟》皆少，而《学》、《庸》多”云云。今核其见解，仍不出所著《就正录》也。
　　△《虹舟讲义》·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祖惠撰。祖惠本姓沈，字屺圣，嘉兴人。乾隆壬申进士，官高安县知县。是编大抵涵泳《章句集注》之文，一字一句，推求语意。其体会颇费苦心，在时文家亦可云操觚之指南矣。
　　△《四书句读释义》·十九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凝鼎撰。凝鼎字庸斋，自号磨镜居士，洪洞人。选拔贡生。是编成於乾隆癸酉。《四书》次第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读，次诠文义。先列《集注》，次录《或问语类》。其馀诸儒议论与朱注相发明者，乃采录之。稍有同异，则斥不载焉。
　　△《四书讲义尊闻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戴鋐撰。鋐字景亭，长洲人。以《四书大全》诸说纷错，无所适从，因以己意点次之。每章列《总旨》於前。每节列《本义》及《附解》於下。《总旨》、《附解》皆本《大全》所录诸儒之语，而附益以元明以来诸说。《本义》则顺文诠释，略如直讲之体。盖亦科举之学也。
　　△《四书穷钞》·十六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国瑚撰。国瑚字夏器，号珍吾，临县人。是书卷首郭九有《序》称为《四书主意》，而标题又称为《四书穷钞六补定本》。疑其书非一稿，故命名亦随时而异欤？其解颇与朱子立异，然仅钻研於字句之间，无以相胜也。
　　△《古本大学解》·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醇骥撰。醇骥字千里，号廓菴，广济人。是书遵用古本《大学》，不分《经》、《传》。首《大学考》。次《戴记中古本》。又次为《大学解》，力辨二程子、朱子及董槐、王柏诸人改本之非。夫窜易古经以就己意，其事原不可训，然姚江之徒所以必复古本者，实欲引托始知本，不言格物之义以阴助良知，非尽为尊经也。
　　△《杂说》·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相其纸墨圈点，不过数十年中物，殆近人作也。
　　其书凡《读论语注疏》一卷、《读大学注疏》一卷、《读中庸注疏》一卷、《读孟子注疏》五卷。皆标举旧文，辨其得失，大抵以意断制之。其《读大学注疏》以今本纠古本，颇为枘凿。今本以格物为先，自有今本之义。古本以诚意为始，亦自有古本之义。既不从古本，则竟置注疏不用可矣。必强合之，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
　　──右“四书类”一百一部，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内十四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古书存佚，大抵有数可稽。惟坊刻《四书》讲章，则旋生旋灭，有若浮沤，旋灭旋生，又几如扫叶，虽隶首不能算其数。盖讲章之作，沽名者十不及一，射利者十恒逾九。一变其面貌，则必一获其赢馀；一改其姓名，则必一趋其新异。
　　故事同幻化，百出不穷。取其书而观之，实不过陈因旧本，增损数条，即别标一书目，别题一撰人而已。如斯之类，其存不足取，其亡不足惜，其剽窃重复不足考辨，其庸陋鄙俚亦不足纠弹。今但据所见，姑存其目。所未见者，置之不问可矣。）
　　
　　卷三十八　经部三十八
　　○乐类
　　沈约称《乐经》亡於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
　　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於《礼》，其歌词具於《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於《经部》，不与《艺术》同科。
　　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於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於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於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於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皇祐新乐图记》·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阮逸、胡瑗奉敕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乐穿凿，特诏较定钟律，依《周礼》及历代史志立议范金。至皇祐五年，乐成奏上，此其图记也。旧本从明文渊阁录出，后有宋陈振孙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录。”盖当时所赐、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历二年吴寿民《跋》、明万历三十九年赵开美《跋》，叙此书原委颇详。考初置局时，逸、瑗与房庶等皆驿召预议。诏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而持论互异。司马光主逸、瑗之说，范镇主房庶之说，往反争议，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书牍，具光《传家集》中。而镇所作《东斋记事》，亦略存其概。
　　大抵逸、瑗以为黄钟之管积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算法计之，黄钟管每长一分，积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围径用径三围九古率，而改围九分为九方分，别迁就之术也。司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於度与黍，将何从生？非谓太古以来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从度法求之耳。”其论最明。范镇讥其以度起律，诚为过当。然镇以秬、黍、律、尺、龠、鬴、斛、算数、权衡、钟声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亦不为无见也。以律起度，与以度起律，源流本无异同，而二家算术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横黍，而失之於围径，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实之管中，随其长短，断之以为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径，则空径不生於黍，而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竟不必实黍於管。亦未见其为通论也。是书上卷具载律吕、黍尺、四量、权衡之法，皆以横黍起度，故乐声失之於高。中、下二卷考定钟磬、晋鼓及三牲鼎、鸾刀制度，则精核可取云。
　　△《乐书》·二百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陈旸撰。旸字晋之，闽清人。绍圣中登制科，官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乃建中靖国间旸为秘书省正字时所进。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礼》、《诗》、《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之言，各为之训义。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则专论律吕本义、乐器、乐章及五礼之用乐者，为《乐图论》。引据浩博，辨论亦极精审。视其兄祥道《礼书》，殆相伯仲。第《礼书》所载，只详於三代器数，是书则又推及律吕本原及后世雅俗诸部。故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乐书》博则博矣，未能免於芜秽也。然旸书包括历代，总述前闻，既欲备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陈正变。使振孙操笔而修史，将举古来秕政乱法一切删之不载乎？此南宋人迂谬之见，不足据也。其中惟辨“二变”、“四清”二条，实为纰缪。自古论“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为尊卑立说，本属附会。旸则曰：“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其意盖谓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既谓黄钟至夹钟为清，又谓为夷则至应钟而设，是两“四清”
　　也。不知每一均必具五声，夷则一均以夷、南、无、应为次，而阙角声，必须黄钟清为角。南吕一均以南、无、应为次，而阙羽、角二声，必须黄清为羽、大清为角。以调而论，则谓夷、南、无、应四律，以声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