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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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当必不然。宝独谓孔子於周王、鲁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后人说《经》，用恶字、罪字、讥贬字，皆非圣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为啖、赵以来所未及。可谓阐笔削之微意，立名教之大防。虽颇近科举之学，不以害其宏旨也。
△《春秋胡传考误》·一卷（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尚书砭蔡编》，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谓宋胡安国愤王氏之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传》。志在匡时，多借《经》以申其说。
其意则忠，而於《经》未必尽合。其说良是。至谓安国之《传》非全书，则不尽然。安国是编，自绍兴乙卯奉敕纂修，至绍兴庚申而后缮本进御，岂有未完之理哉？然其抉摘安国之失，如周月非冠夏时；盟宿非宿君与盟；宰渠伯纠，宰非冢宰，伯非伯爵；夏五非旧史阙文；齐仲孙来之非贬；召陵之役，齐桓不得为王德，管仲不得为王佐；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谦；晋卓子立已逾年，非独里克奉之为君；季姬之遇鄫子，非爱女使自择壻；鼹鼠食牛角非三桓之应；正月书襄公在楚，非以存鲁君之名；吴子使札非罪其让国；《左传》“莒展舆事以攻”当为“已攻”，齐豹非求名不得；归郓、讙、龟阴非圣人自书其功；获麟而夸以箫韶、河洛为传者之陋：皆深有理解。他若“会防”一条，义不系於胡《传》；“蔡桓侯”一条，谓葬以侯礼：亦以意为之，别无显证。石之纷如本非大夫，不应与孔父、仇牧一例见《经》。仁一概排之，则吹求太甚矣。
△《左传属事》·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傅逊撰。逊字士凯，太仓人。尝游归有光之门。困顿场屋，晚岁乃以岁贡授建昌训导。是书发端於其友王执礼，而逊续成之。仿建安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变编年为属事。事以题分，题以国分。《传》文之后，各隐括大意而论之。
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颇有更定。而凡《传》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时亦纠正焉。逊尝自云：“《传》中文义颇竭思虑，特於地理殊多遗憾，恨不获遍蒐天下郡县志而精考之。”又云：“元凯无汉儒不能为《集解》，逊无元凯不能为此注。”
其用心深至，推让古人，胜於文人相轻者多矣。
△《左氏释》·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冯时可撰。时可字敏卿，号元成，华亭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参政。事迹附见《明史·冯恩传》。此书皆发明《左传》训诂。中如解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谓王者事神治民，有祠而无祈，有省而无禳，用鼓已末，何况於攻？董仲舒、杜预之说皆误。考《周礼·大祝》：“六祈：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说。”郑康成《注》谓攻、说则以辞责之，如其鸣鼓。然则攻固六祈之一矣。时可所言，殊为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杜《注》、孔《疏》皆谓冶石为铁，用橐扇火谓之鼓，计会一鼓便足。时可则引王肃《家语注》云：“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四石为鼓。”盖用四百八十斤铁以铸刑书，适给於用。则胜《注》、《疏》说多矣。盖虽间有臆断，而精核者多，固赵汸《补注》之亚也。此书旧与《左氏讨》、《左氏论》合为一书，总标曰《元敏天池集》。意当时编入集内，故钞本尚袭旧题。今惟录此编，而所谓《讨》与《论》者则别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春秋质疑》·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杨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
此书之旨，以胡安国《春秋传》意主纳牖，褒讳抑损，不无附会。於《春秋》大义，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采或驳亦不能悉当，因条举而论辨之。如胡氏谓春王正月乃以夏时冠周月，于庭则引《礼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有事於祖”，证日至之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为正月。又胡氏谓《经》不书公即位为未请命於王，于庭则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据此则锡命皆在即位之后数年或数月，可知前此之未尝请命而皆书即位，胡说未可通。又胡氏以从祀先公为昭公，至是始得从祀於太庙，于庭则谓季氏靳昭公不得从祀，其事不见於三《传》，至冯山始创言之，胡氏不免於轻信。凡此之类，议论多为精确。固非妄攻先儒，肆为异说者比也。
△《春秋孔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高攀龙撰。攀龙有《周易易简录》，已著录。是书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国四家之《传》，无所考证，亦无所穿凿。意主於以《经》解《经》，凡《经》无《传》有者不敢信，《传》无《经》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义》，明为孔子之义而非诸儒之臆说。虽持论稍拘，较之破碎缴绕，横生异议，犹说《经》之谨严者矣。朱彝尊《经义考》此书之外别有李攀龙《春秋孔义》十二卷，注曰“未见”。今案书名卷数并同，攀龙之名又相同，不应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龙惟以诗名，不以经术见。其《墓志》、本传亦不云尝有是书。岂诸家书目或有以攀龙之名同，因而误高为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误分为二欤？
△《春秋辨义》·三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卓尔康撰，尔康有《易学》，已著录。是书大旨分为六义：曰《经》义、曰《传》义、曰书义、曰不书义、曰时义、曰地义。持论皆为醇正。其《经》文每条之下，皆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举系於盛衰兴亡之大者，别为类叙，亦颇有体要。中间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以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纪岁，自有阏逢、摄提格等岁阴、岁阳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又如五石、六鹢谓外灾，何以书？为其三恪，且在中国。不知晋之梁山崩，宋卫陈郑灾，岂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阳，谓晋欲率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无可訾议。尤为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碍。此类皆不可为训。然如谓“郑人来渝平”当依左氏训更成，其以为堕成、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谓一国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为大，乃不知侵伐之义，强为之辞：则皆明白正大，足破诸说之拘牵。
在明季说《春秋》家，犹为有所阐发焉。
△《读春秋略记》·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其学出自黄道周，颇不拘墟於俗见，而持论不必皆醇。是书辑录旧文，补以己意。所采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义，不肯傍三《传》以说经者。朝瑛之所论断，亦皆冥搜别解，不主故常。如谓甫父二字古文通用，为男子之美称，孔父之字嘉，犹唐杜甫之字美。此与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援栾大为例者何异？又力斥《汉书·五行志》穿凿傅会之非，而於“恒星不见”一条，乃引何休之说以为法度废绝、威信不行之验。与胡安国不谈事应，而星孛北斗大辰仍采董仲舒、刘向义者亦同。
至於论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为隐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尝不考证分明。大致似叶梦得之《三传谳》，而学不能似其博；似程端学之《三传辨疑》而论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书，盖皆伯季之间。
置其偏僻，择其警策，要不失为读书者之说经也。
△《春秋四传质》·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阳人。是书取三《传》及胡安国《传》异同，断以己意。其“无骇卒”一条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屡变，文亦屡易。
四《传》各成其说，而断以义，则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质以事，则《左氏》有徵为可信也。盖作书大旨如此。其中有本旧说者，如隐公元年辟胡《传》元即仁也之说，本杨时《答胡康侯书》；辟胡《传》建子非春之说，本熊朋来说是也。有据一《传》而去取互异者，如“王正月”为大一统，从《公羊传》，而辟其王谓文王之说是也。有就四《传》互质之者，如文公逆妇姜于齐，四《传》异说，舍《左氏》、《公羊》、胡《传》而从《穀梁》。有专据胡《传》而亦不尽从者，如定公从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於庙之说，而辟其事出阳虎而不可详之说是也。俱颇有所见，不同剿说。至於桓公，“公即位”，《公羊》以为如其意也，介之误作胡《传》，而诋其巧而诬。文公，“公四不视朔”，《左氏》、《公羊》以为疾，《穀梁》以为厌政，胡《传》从《穀梁》，介之误作三《传》皆以为疾，而胡氏辨其无疾。亦未免时有舛误。然明之末造，《经》、《传》俱荒，介之尚能援据古义，纠胡安国之失，亦可谓拔俗千寻矣。
△《左传杜林合注》·五十卷（左都御史崔应阶进本）
明王道焜、赵如源同编。案朱彝尊《经义考》，载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引郑玥之言曰：“尧叟字唐翁，崇祯中杭州书坊取其书合杜《注》行之。”又载此书五十卷，引陆元辅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启辛酉乡试，与里人赵如源濬之共辑此书”云云。今书肆所行卷数与彝尊所记合，而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载《凡例》，题为尧叟所述，而中引永乐《春秋大全》，殆足咍噱。盖即以二人编书之《凡例》改题尧叟也。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虽隋刘炫已有所规，元赵汸、明邵宝、傅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