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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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纪品以成化丙午始举於乡，是书之成在前八年，故自称曰儒学生。其登第在弘治丙辰，下距壬戌七年，正仅满两考之岁。盖《序》作於未第时，《跋》作於致仕后也。《春秋》三《传》，《左氏》采诸国史，《公》、《穀》授自经师。草野传闻自不及简策之记载，其义易明。是编论《左氏》所载事迹凡九十三条，於三《传》异同者，大抵多主《左氏》而驳《公》、《穀》，盖由於此。然於宋师围曹，则疑《左氏》所载不甚明晓；於华元出奔晋一条，亦有疑於《左氏》：则亦非坚持门户，偏党一家者也。刻本久佚，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盖传钞旧本，幸未佚亡者，固宜亟录而存之矣。
△《春秋正传》·三十七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著录。此书大旨以《春秋》本鲁史之文，不可强立义例，以臆说汨之。惟当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后圣人之心、《春秋》之义皆可得。因取诸家之说厘正之。其曰“正传”者，谓正诸《传》之谬也。其体例先引三《传》，次列诸儒之言而以己意为之折衷，颇与刘敞《权衡》相近。中间如论隐公不书即位，则谓以不报故不书，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论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则谓若以称爵称人有褒贬，则人卫可矣，人蔡何为？其不人宋又何为？决非圣人之义。其论卫人立晋，则谓卫人者，他国称之之词，诸说皆不足泥。其论滕侯卒，则谓诸侯宜薨而书卒，或葬或不葬，皆鲁史之旧，圣人无所加损。论宋公、卫侯遇于垂，则谓史因报而书之，圣人因史而存之。前后议论，率本此意。《春秋》治乱世之书，谓圣人必无特笔於其间，亦不免矫枉过正。然比事属辞，《春秋》之教。若水能举向来穿凿破碎之例，一扫空之，而核诸实事以求其旨，犹说经家之谨严不支者矣。
△《左传附注》·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粲撰。粲字子馀，长洲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工科给事中。以劾张璁、桂萼谪都镇驿驿丞，终於永新县知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前三卷驳正杜预之《注》义，第二卷驳正孔颖达之《疏》文，第五卷驳正陆德明《左传释文》之音义。多旁采诸家之论，亦间断以己意，於训诂家颇为有裨。顾炎武《日知录》，於《驳正左传注》后附书曰：“凡邵、陆、傅三先生所已辨者不录。”邵者邵宝《左传觿》；傅者，傅逊《左传属事》；陆即粲也。盖炎武亦甚重此书矣。粲又有《春秋左传镌》二卷，大意以《左传》为战国人作，而刘歆又以意附益，故往往卑贱不中道，或为奇言怪说，骛於末流。考粲以《左传》为出战国，盖因程子谓腊为秦礼，庶长为秦官，已为胶固。其以窜乱归之刘歆，盖因林栗谓《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词，尤无佐证。未免务为高论，仍蹈明人臆揣之习，所谓画蛇添足者也。故惟录此编，而《左传镌》则别存其目焉。
△《春秋胡氏传辨疑》·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陆粲撰。前有《自序》，谓胡氏说《经》，或失於过求，词不厌烦而圣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辨论之。大旨主於信《经》而不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观《春秋》，而曲生意义，将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言：《春秋》无达例。如以例言，则有时而穷。惟其有时而穷，故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又曰：“《春秋》褒善贬恶，不易之法。今用此说以诛人，又忽用此说以赏人，使后世求之而莫识其意，是直舞文吏所为，而谓圣人为之乎？”其抉摘说《经》之弊，皆洞中症结。其例皆先列胡《传》於前，而以己说纠正於后。如以《春秋》始於隐公，独取欧阳氏之说，以为远而难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说。於“纪履緰来逆女”，以为为齐侯灭纪葬伯姬书，而不取胡氏逆女必亲、使大夫非正之说。於“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以为声姜、敬嬴、穆姜皆称妇，以文、宣、成皆有母称妇，以别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贬称妇以见恶之说。於“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以为鲁及齐平而归田，不必以夹谷之会悉归功於孔子，三《传》、《家语》及《史记》皆未足据，而不取胡氏所称摄相却齐兵之说。如此者凡六十馀条，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说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传》於学官，明永乐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异同。
惟粲及袁仁始显攻其失。其后若俞汝言、焦袁熹、张自超等，踵加论辨，乃推阐无馀。虽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鲜也。朱彝尊《经义考》作四卷，注云“未见”。此本只上、下二卷，实无所阙佚。殆彝尊考之未审欤？
△《春秋明志录》·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熊过撰。过有《周易象指决录》，已著录。其注《周易》，颇不主先儒旧说。此书亦多自出新意，辨驳前人。於《公羊》、《穀梁》及胡安国《传》俱有所纠正，而攻《左传》者尤甚。如以邢迁于夷仪为邢自迁，非桓公迁之；以城楚丘为鲁备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卫；以晋人执虞公为存於其国，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执以归；以甯母之会辞子华为不实；以洮盟谋王室为诬说；以用鄫子为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晋怀公为卓子之谥，文公未尝杀子圉；以赵盾并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卫石恶为孙氏党，非甯氏党；以楚杀庆封非以罪讨，无负斧钺徇军事：俱不免凿空立说。又如以郭公为鸟名，谓如螟蜮之类，书以纪异；以梁亡为鲁大夫会盟所闻，归而言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亡之由：亦多出於臆断。
大抵务黜三《传》，如程端学。端学不过疑《传》，过乃至意造事迹，其弊更甚於端学。然端学多缴绕拘牵，格格然不能自达。过则断制分明，纰缪者极其纰缪，平允者亦极其平允。卓尔康《春秋辨义》谓其颇出新裁，时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语固不诬。故今纠其废《传》之失以彰炯戒，而仍不没其所长焉。
△《春秋正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襄。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之作，盖以宋以来说《春秋》者穿凿附会，欲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书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经》意，以订其谬。首论《春秋》乃明天子之义，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次论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时。次论托之鲁史者以其尚存《周礼》，非以其周公之后而假之。次论王不称天乃偶然异文，滕侯称子乃时王所黜，圣人断无贬削天子降封诸侯之理。
次论齐人归郓、讙、龟阴田非圣人自书其功，深斥胡《传》以天自处之非。次论《春秋》作於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岁，适遇获麟，因而书之，《经》非感麟而作，麟亦非应《经》而至。次论说《经》以左氏为长，胡氏为有激而作，馀诸家之纷纷皆由误解“天子之事”一语。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说《春秋》者之痼疾。卷帙虽少，要其大义凛然，多得《经》意，固迥出诸儒之上矣。
△《春秋辑传》·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录》，已著录。是编朱彝尊《经义考》作十五卷，又别出《凡例》二卷，注曰“未见”。此本凡《辑传》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论》一篇，共为一卷，与十五卷之数不符。盖彝尊偶误。又《凡例》二卷今实附刻书中，彝尊亦偶未检也。其《辑传》以朱子为宗，博采诸家，附以论断，未免或失之冗，然大旨犹为醇正。其《凡例》则比类推求，不涉穿凿，较他家特为明简。明人之说《春秋》，大抵范围於胡《传》。其为科举之计者，庸滥固不足言。其好持议论者，又因仍苛说，弥用推求，巧诋深文，争为刻酷，尤失笔削之微旨。樵作此书，差为笃实。其在当日，亦可云不移於俗学者矣。
△《春秋亿》·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学谟撰。学谟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是编《序》题《春秋亿》，而卷首题曰《徐氏海隅集》，目录又题曰《外编》。盖其全集之一种。十二公各为一篇，不载《经》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随《经》诠义。
盖汉代《经》、《传》别行，原不相属。似乎创例，实古法也。大旨以《春秋》所书皆据旧史，旧史所阙圣人不能增益。如隐、庄、闵、僖不书即位，桓三年以后不书王，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不称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无，皆非圣人所笔削。
一扫《公羊》、《穀梁》无字非例之说与孙复、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夫《春秋》之作既称笔削，则必非全录旧文，漫无褒贬。学谟持论虽未免矫枉过直，然平心静气，不事嚣争，言简理明，多得《经》意，实胜宋元诸儒之穿凿。其驳夏时周月之说曰：“为下而先倍，乌在其为《春秋》也。”可谓要言不烦者矣。
△《春秋事义全考》·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姜宝撰。宝有《周易传义补疑》，已著录。《明史·艺文志》、朱彝尊《经义考》俱载是书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检其篇帙，未见有所阙佚，疑或别有附录而佚之欤？其大旨虽以胡《传》为本，而亦颇参以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传》多阙，亦胥为补葺。中间地名以今证古，虽间有考订，皆无以甚异於诸家。惟向来说《春秋》者以笔削褒贬为例，故如王不称天、公不书即位之类，皆谓孔子有意贬绝。是褒讥之法且将上施於君父，揆诸圣人明伦垂教之本意，当必不然。宝独谓孔子於周王、鲁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后人说《经》，用恶字、罪字、讥贬字，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