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1856-第1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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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格林沁的覆灭对于清廷的打击，就像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和春等部全军覆没一样沉重。一直以来，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都被清廷视作抗衡湘淮军、阻止湘淮军势力北进的重要力量。然而现在，这支力量灰飞烟灭了，清廷怎能不忧虑！

　　　　而且，李秀成灭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后，声威大振，挥师继续北上，一路势如破竹，大有攻到北京之势。

　　　　自僧格林沁覆灭后，清廷非常担心捻军会乘胜攻打直隶，甚至兵临北京城下。这时候的清廷，非常需要一位德高望重而且久经战阵的重臣出任剿捻总指挥，指挥这些部队将捻军镇压下去。

　　　　慈禧无奈，只得和曾家妥协，他和恭亲王商议后，决定封曾国藩为吴王，不必再裁撤湘军和淮军，北上剿捻。

　　　　曾纪泽这时已经按照此前的计划，控制了湖南和湖北，他此时趁机跟清廷谈条件。

　　　　曾国藩在曾纪泽的建议下，仍然以各种借口推迟行程。他向清廷提出，必须先训练出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才能与捻军的骑兵对抗，同时还必须兴办一支黄河水师，这些都需要至少半年时间。

　　　　清廷被迫无奈，只得求和。朝廷派了崇厚来求和，他投降的功底非同一般，不久就答应了曾纪泽的全部裂土封王的条件：包括册封曾国藩为吴王，对湘军实际控制的两广、江苏、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等八省划为邦国领地，曾国藩对這八省有驻军和人事权等。曾家的吴国和清廷类似于美利坚的南方和北方的关系，不过保持和平。

　　　　曾纪泽的战略，是先统一南方诸省，休养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同时，倾尽全力发展洋务，殖产业、开矿山、炼铜铁、办工厂、产丝布、造枪炮、兴教育、建学校，如此，先复兴南方，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扫灭满清，必如摧枯拉朽一般。

　　　　曾纪泽的战略，正合曾国藩的心意，就他而言，当初不愿称帝的原因之一，就是江南战乱已久，黎民百姓饱受灾祸，再起兵戈，必使天下苍生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心不忍。

　　　　曾纪泽提出休养生息的计划，曾国藩同意。而且这时候曾国藩对办洋务不再抵触，通过安庆军械局和江南制造厂，他也想大力办洋务，持开明态度。

　　　　曾纪泽提议让他的江苏省成为一个洋务的试点省，有异议的洋务，都可先在江苏试行，如果效果明显，便在南方诸省推广，如若试点不好，就不办了。

　　　　曾纪泽提出这个意见，是因为很多人，对外国文化和东西还是持有抵制或保守的态度。比如曾国荃，自然巴不得能把每一分能用的银子全投入了造枪造炮之中，至于办产业、兴教育，在他眼中看来，实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而曾纪泽知道中国没有更多停步不前的时间，必须抓住每一天奋起直追世界发展的脚步。所以他想先使自己所辖的江苏省综合实力率先升起来。

　　　　曾国藩同意曾纪泽提出的定国战略，立即施行。

　　　　而清廷见曾国藩迟迟拖着不北上，便提出调左宗棠的楚军北上剿捻。

　　　　对于放不放左宗棠的楚军北上，曾国荃和曾国藩的意见不一致。

　　　　曾国荃说：“我们既然要平定江南，臣弟以为当立即拿左宗棠开刀。左宗棠忘恩负义，当年清廷要杀他，要不是大哥收留，还让他自立门户，他能有今天？此前我们三次派人叫他入南京，可这姓左的连个屁也没有，分明就是不想归顺我们，臣弟的大军和淮军已经逼近湖州，一个月之内，我们可以拿左宗棠的脑袋来见，正好让南方那些有异心的汉人看看我们的实力。”

　　　　曾国藩抚须道：“左宗棠素来心高气傲，当年在我幕下时，便多有不服，要此人诚心归顺，确实不容易啊。不过这左宗棠乃当世奇才，又是湘军大将，若是同室操戈，难免让人寒心。”

　　　　“左宗棠虽有些才华，但江南人才济济，只要善于发掘，像左宗棠这样地人才自是数不胜数。”在对待左宗棠之事上，曾纪泽与曾国荃站在了同一立场：“左宗棠据拥兵五六万，据浙江财赋之地，他的楚军又多装备有洋枪洋炮，且他军中还有不少外国雇佣军相助，实力绝不可小视，若放他去清廷，等于放虎归山。”

　　　　“若是给左宗棠得到了洋人的支持，这块骨头咱们就不好啃了，再给他在浙江站稳脚根，那就相当于在吴国的头顶悬了一把利刃。咱们也不用再跟他客气，迅速发兵灭了他便是。”曾国荃说。

　　　　“哼，你们以为左宗棠是那么好对付吗？”曾国藩说：“更何况，现在朝廷和我们已经和解，我们师出无名。”

　第六十章　救了林肯

　　　　曾纪泽并没有马上带领湘军和淮军北上攻打满清，而是裂土封王，休养生息，是因为江南十几年的浩劫，已经造成人口严重流失，再穷兵黩武，只怕会怨声载道。

　　　　“锦绣山河江南地，花艳果香四时春”，这是古人赞美江南的诗句。但是，喊杀声和枪炮声打破了这一切。

　　　　以安徽为例，1853年太平军进入安徽，从此安徽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较量、斗争十分激烈的地区之一，特别是皖浙交界地区，这是皖南山区之咽喉，又是南北商旅通衢之要冲。因此，太平军与清军在此展开拉锯战达19次之多，结果生灵惨遭涂炭，被杀或逃亡者不计其数。

　　　　最惨的宁国地区，太平军强行征兵，绝大多数成年男性被迫从军，无数无辜百姓血溅沙场。当地县志载：“宁自咸丰兵燹后，土民存者不足百分之一。”

　　　　宁国知县也不得不迁居宣城，而且清军在宁国几次反攻得手，却没有给这里的老百姓带来安宁。湘军杀戮无常，对此曾国藩在家书中也说，他下令对攻下的皖南城池“一律斩雉无遗”。

　　　　曾国藩也十分同意曾纪泽提出的休养生息的计划，他对曾纪泽说：“惟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戳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实为非常之奇祸，不同偶遇之偏灾。”

　　　　十多年的战乱和屠杀，造成江南广大地区人口锐减、田地荒芜。

　　　　江淮一带除了**，还有天灾。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民政不治，水利失修，旱涝虫灾更易为患，这更加重了这时期江南人口下降。

　　　　在1864年那场饥荒中，皖南一带还出现了卖人肉的不法奸商，开始时二十文一斤，后来竟涨到一百二十文一斤，触目惊心！

　　　　而且皖东南一带平均每两年就要发一次大水。大水之后必有大疫。污水淤泥滋生杂草，田舍荒芜又使野猪和老鼠成群，这些都为蝗虫大量繁殖和瘟疫流行埋下了极为严重的隐患。比如广德县因大疫人口由1859年的三十一万多人，到1865年锐减为五千余人，幸存者仅为原人口百分之二。之后，今郎溪县境内及长江沿岸等地人瘟也流行开来。

　　　　当时的瘟疫实际上就是鼠疫。病菌通过老鼠和跳蚤的叮咬传染于人，轻者引起淋巴结炎，重者因病原体侵入血液，就会引起败血症或肺炎。鼠疫感染者起病快，病程变化也快，开始时突发高烧，周身疼痛，双足麻木，并伴有出血征像，两天内终因极度衰竭不治而亡。

　　　　瘟疫来势之凶猛，即便是围攻天京的湘军也不能幸免。鲍超所部染病或巳病的就有近万人。特使甘晋所述，湘军攻占宁国府后，恰遇“暑疫大作，疫疾殁者十之二三，患病者十之三四，其能出队者不及四成……两月以来，兵民疫死者二三万人，十居**，城内五六里臭腐不堪忍”。

　　　　甘晋特使返回安庆不久，即染病而死。曾国藩估计，当时湘军“水陆诸军，十病六七”。瘟疫肄虐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江南十余年间人口下降惊人，到处是荒草萋萋，白骨森森。

　　　　伴随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大量熟地变成了荒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宁国府和广德州荒地不下数百万亩，这在安徽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为了解决苏皖赣抛荒严重、民政废弛的问题，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曾纪泽建议曾国藩在南方效法江苏：实行“召垦升科”政策。

　　　　“召垦升科”政策的主要内容有：成立农本局专办垦务，局务由官绅共同办理；发放耕牛、粮种和贷款给农民，牛按原价的20％分三年还本，粮种秋后还，贷款不计利息；鼓励绅商捐资开垦；承认原有土地所有权，但对有佃户而无主的土地，暂由佃户管垦；对无主又无佃户的荒地，则由官府募佃垦种。

　　　　优惠的移民垦荒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地人纷纷移居皖南山区。这些客民或因人多地少而被迫举家外迁，或因旱涝频繁无以为生才来此定居。客民以湖北人、河南人居多，其次是安庆人和浙江人。其中湖北人又以应山人为多，应山历来被称为“穷邑”，人多地少，十年九旱，人们纷纷响应“劝农局”的号召向外迁徙。

　　　　不远千里来到异乡的移民们，在找到适意的村庄后，也“据室为家，插标划田，立界为山”，使荒芜沉寂多年的南方山村，渐渐有了生机。秋收之后，这些客民有回原籍探亲的，向亲友叙述江南地多、柴多、人少诸多好处，更引来“各邻省之民络绎来归，坌集境内”。

　　　　曾国藩还准予客民在当地入籍，科举考试等不分土籍、客籍，将依照“一视同仁”原则办理。移民取得了与当地人同等的权利。

　　　　另外，曾国藩还从湖南和湖北移民，给皖浙苏三省交界地区迁入外来人口达100万，同时“湖北人满阡陌”也构筑出皖东南近代经济领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给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提高起到了巨大作用。

　　　　之后，曾纪泽迅速搭乘近海水师的炮舰回到上海，分别约见了英、法、美、德四国领事，向各国表示出吴国的友好，表示吴王依然维护各国在华的利益，吴国将派人去国外留学，去各国采购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