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闲集-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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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话不大“谨饬”，因为梁教授不过要笔伐，井未说须挂卢骚的头，说到挂头，是我看了今天《申报》上载湖南共产党郭亮“伏诛”后，将他的头挂来挂去，“遍历长岳”，〔６〕偶然拉扯上去的。可惜湖南当局，竟没有写了列宁（或者溯而上之，到马克斯；或者更溯而上之，到黑格尔等等）的道德上的罪状，一同张贴，以正其影响之罪也。湖南似乎太缺少批评家。
记得《三国志演义》〔７〕记袁术（？）死后，后人有诗叹道：“长揖横刀出，将军盖代雄，头颅行万里，失计杀田丰。”〔８〕当三个有闭之暇，也活剥一首来吊卢骚：“脱帽怀铅〔９〕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１０〕”
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申报》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停刊。〔３〕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国家社会党党员。他经常宣传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４〕白璧德（ＩAＢａｂｂｉｔｔ，１８６５—１９３３）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远牧斓颊咧弧*他的理论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性论，鼓吹所谓人性的均衡，提倡个人克制及所谓道德准则。他反对浪漫主义，主张复活欧洲古典文艺。主要著作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和领导》等。
〔５〕卢骚（ＪAＪA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通译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著有《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６〕郭亮（１９０１—１９２８）湖南长沙人，湖南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历任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等职。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岳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二十九日在长沙壮烈牺牲。《申报》四月十日刊载的《郭亮在湘伏诛续闻》中说：“郭亮首级之转运、郭首用木笼装置、悬在司门口者数日矣、兹铲共法院、因郭系铜官人、在该地作恶更多、特于昨日将郭首运往铜官、示众三日、期满再解往岳州示众、是郭之首级、将遍历长岳矣。”〔７〕《三国志演义》即《三国演义》，长篇历史小说，元末明初罗贯中作，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回。这里袁术应为袁绍。该书第三十、三十一回写有袁绍杀田丰的事：田丰为袁绍谋士，曾劝阻袁暂不攻打曹操，袁认为他沮丧军心，把他杀了，结果被曹操打败；他的儿子袁熙、袁尚投奔辽东军阀公孙康。相见时袁尚要求榻上铺席，公孙康叱道：“汝二人之头将行万里！何席之有？”便命左右砍下他们的头，使人送给在易州的曹操。
〔８〕这诗是清代王士禛作的《咏史小乐府三十首·杀田丰》（见《带经堂全集·乙巳稿》）。第二句中的盖，原作一。“长揖横刀出”，语出《后汉书·袁绍传》：东汉献帝时，董卓欲谋废立，袁绍反对，董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
〔９〕铅我国古代书写工具之一。晋代葛洪撰的《西京杂记》载有汉代扬雄“怀铅提椠”，到处搜求方言的故事。〔１０〕卢梭于一七六二年出版教育小说《爱弥儿》，提倡儿童身心的自由发展，批判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教育制度。当时法国的反动当局曾为此下令焚毁该书并逮捕作者，卢梭被迫逃往瑞士、英国等地，直到一七七○年才重返巴黎。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
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２〕……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Ｙｅｓ”〔３〕，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Ｎｏ”〔４〕，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５〕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６〕，——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７〕——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８〕；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９〕，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１０〕”，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爱伦堡〔１１〕有些反动。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１２〕因为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前，已经死掉了。
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１３〕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１４〕“ＰｏｎｇＰｏｎｇＰｏｎｇ”，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１５〕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１６〕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艺家的徽章。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对于诸君，“奉旨申斥”大概还须解释几句才会明白罢。这是帝制时代的事。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一个什么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须得用一点化费
